北京时间3月14日凌晨，115名红衣主教经过五轮秘密投票，第266任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Francis）在梵蒂冈当选即位。同一天上午，2963名人大代表在北京投票，中共的第五代“教皇”、“太子党”出身的新生代领袖习近平也毫无意外的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
和方济各教皇相同的是，习近平担任的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只是虚职，仅具象征意义。但和方济各教皇不同的是，习近平还兼任着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职务：中国共**总书记和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两个职务中的前者相当于共**的精神领袖，后者则握有实实在在的军事武装权力。从此以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将“君临天下”，中国将正式进入习近平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习近平时代的第一天，多维新闻就故伎重演，沿袭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提出的“十大挑战”思路，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面对国际关系的十大挑战》的长篇社论，历数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将面临的外部挑战。
耐心读完这篇长文，老实说还真能得到不少启发。但多维此文失之于理论太深，再加上详尽冗长，除非专业学者和外交官员，一般人读来颇觉疲劳难解，便是老牛也觉得太过专业，忍不住想说说自己的看法。老牛认为，如果说战争与革命是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特征，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时代的主要特征，那么老牛认为，合作与平衡就是习近平时代的两大主要特征。
一：战争与革命是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特征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苏冲突、中印冲突等五场不同规模的战争与冲突，掀起了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的继续革命运动。就国内来说，战争与革命是毛泽东时代毫无疑问的主要特征。
在对外方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却不缺乏输出革命的冲动，也不缺乏与美苏斗争的激情。毛泽东输出革命以失败告终，但他在和美苏斗争中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指导思想，却无不闪耀着雄霸与狡黠并存的智慧光辉。
毛泽东对外交往的智慧主要来源于老祖宗的纵横理论。在决意和苏联分手之后，毛泽东在外交上有两大标志举动：一是1955年由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分世界理论”。前者主要是为了防止美苏乱伸黑手，后者主要是为了广交朋友。
毛泽东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的主题，主要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当然，这和毛泽东的个人气质也密不可分。毛泽东时代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是美苏争霸。毛不想跟在苏联老大哥屁股后受窝囊气，也不想让美国人觉得软弱可欺。他的策略是主动出击，拉着一帮穷兄弟自立山头，吃完苏联的豆腐再吃美国的豆腐。
毛是个熟读历史的人，他对中国乱世政治极有研究，特别是三国时期。他把老祖宗的这一套搬到国际上，以极弱的一极撬动国际政治格局，成为令美苏双方都极度头疼、极为忌惮的人物。凡是想玩毛的人，最后都被毛给玩了。朝鲜从金二世到金三世，玩的都是毛的招数，广义上都是毛的学生。
有评论认为毛泽东浪费了上世纪50到70年代国际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句话其实只对了一半。毛在国内的确是浪费了二十年时间，但在国际上，只要与美苏成为仇敌，这个机遇期与中国来说就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东西。
就好像今天的朝鲜，有美日韩等强敌环伺，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体系对朝鲜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东西，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道理金家父子当然也懂，但任何理智的极权领导人都会把国家安全和政权延续放到第一位，毛泽东也逃过不过这个规律。
二：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时代的主要特征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外交能有一个好的开端，首先要感谢毛泽东打开了中美互动的窗口。历史上毛邓交接的混乱时期，也是美苏两国争霸的高潮时期。这期间苏联已成为中国最大战略威胁，而苏联的急速扩张膨胀也引发了美国的高度紧张，中美出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走到一起。在中美关系上，是毛泽东捅破了窗户纸，邓小平才能和“纸老虎”玩到一起。
在和美苏打交道的过程中，邓小平参透了二霸对核战的恐惧，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中国有可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邓小平还认识到二战后新科技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汲取了毛泽东时代不断革命的经验教训，把和平与发展定为时代的主题。
可以说，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举动，都是建立在对和平与发展的辩证认识基础上，局部的国际冲突、苏东剧变、国内政治动荡都没有改变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认识。
邓小平在外交方面最大的成绩是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外交，是邓小平最为重要的外交成果，可是国内外政治观察人士，包括共**的御用理论家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老牛能认识到邓小平的这个成绩，不是因为我慧眼独具，而是要拜托其他人的无知。
邓小平在外交方面的第二大成绩是在苏东剧变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苏东剧变前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荡，是邓小平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帮共**中国稳住了阵脚。在苏东剧变和八九年后极左复归的阴影下，邓小平仍然坚持对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要潮流的认识。他和美欧等国斗而不破，对遭受欧美封锁孤立的状况甚感焦虑，逼着时任领导人走出国门。邓小平选择江泽民掌舵，也是看上了江泽民在同辈领导人中相对外向的海派性格，而钱其琛之所以受到重用，更是和他八九年后率先走出国门建功立业密不可分。
从大的时代划分上看，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邓小平时代的延续。在江、胡主政时期，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并未改变，江、胡二人的外交思维和政策调整也是建立在这两大主题之上。江、胡二人，都是在积极利用并创造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在国内致力于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
三：合作与平衡是习近平时代的主要特征
无论是中国的国内情况，还是国际局势，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和毛邓时代都有很大不同。经过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但另一方面，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冲突也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调整的临界点上。
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必须要弥合这些矛盾冲突，而要弥合这些矛盾冲突，要解决诸如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等等尖锐复杂的现实问题，就必须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声音。习近平要和军内党内各种势力保持合作，要平衡好党内国内各个群体的利益得失。因为只有这样，习的地位才能更加巩固，才能获得军内党内国内各方广泛支持，才能更有效的弥合这些矛盾冲突，这是习近平在国内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我接下来主要谈谈习近平时代的外交特征。
1. 失衡——习近平时代的国际格局特征
在国际上，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习近平时代的世界格局变化，这个词就是“失衡”。老牛认为，习近平时代的世界格局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将改变冷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格局；二是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正动摇着传统西方强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权力格局。这两大特征的表象与结果都是失衡。
因为中国的快速崛将改变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格局，并可能最终改变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西方主导格局，所以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不管怎么展现诚意，都难以消除其他国家的心理警惕。中国不是小国寡民，他有着极为辉煌的历史，有着超过十三亿人口，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他的个头体量、历史积淀、民族传统和价值观念，都决定了他的回归必然会给世界带来震动，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居和传统西方强国的警惕或围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威胁论”是客观存在的。即便中国不认为自己是个威胁，即便中国不去制造威胁，别人也会把你的崛起看成是一种威胁。
我们应该记得二十多年前两极世界解体给世界政治版图的剧烈震动，也应该记得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殖民体系崩溃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的解体，必然会带来比两极世界解体和欧洲殖民体系崩溃更为剧烈的震动，特别是当这种解体的力量是来自于中国。在这样一个研判下，美国进行国际战略转移，在亚太进行“再平衡”，推出TPP等行动，都是对这种震动的提前反应，就好像地震来临前动物们的焦躁反应一个道理。
除了中国的崛起和单极世界的解体，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也正在深刻改变着习近平时代的世界格局。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必将发挥出像二战前后欧洲殖民体系崩溃时所发挥的重要意义，只是这次冲击的不是西方的政治格局，而是西方的经济格局。
在过去十年，G8扩展为G20发映出西方已经无奈的接受了这个现实。而金砖国家领导人的每一次聚会，都会让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洗耳恭听。作为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4.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无论从任何方面讲，金砖国家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世界权力格局按照经济力量重新整合，这是未来几十年西方不愿看到但却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
在这样一个宏观格局判断下，习近平时代的国际主题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重大调整。习近平时代的和平与发展依然很重要，但过于受此概念束缚，会让领导层无法恰当应对各方挑战，特别是在中国威胁论客观存在、世界权力正重新平衡的情况下，周边和西方传统强国对中国重构国际格局的频繁骚扰光依靠“和平”二字是不能妥善处理的。
习近平时代要把“合作”摆在更主要的位置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作也是为了能够维持和平，是为了给发展创造一个良性外部环境。但合作有个潜藏的假设，就是合作的来就合作，合作不来就不合作，甚至还可以翻脸争吵，甚至动动拳脚。
2、和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平衡
具体来说，在一个权力结构因为“失衡”而必须重构的年代，习近平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这里又包括几个方面，其中和俄罗斯的合作是最重要的一环。俄罗斯不仅是中国的重要邻邦，是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成员，和中国在国家战略上有着相对稳定的共同利益。习近平时代的中俄关系和毛泽东时代的中苏关系不一样，中俄的主宾关系已经发生逆转，中国是风，俄罗斯是帆，这是普京自己的判断，而习近平接任国家主席后外访的第一站去俄罗斯也体现了中共决策层的这个判断。
老牛认为，习近平时代的中俄两国要建立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协作”这个词是合作的递进，其实具有政治同盟的性质。我认为以习近平的开明和中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普京和习近平一定会以此为标杆来构筑中俄双边关系格局。当然，在美国看来，会更愿意将中俄“协作”视为一个反美的“北京—莫斯科轴心”，而随着习近平访俄日期临近，美国会越来越认同这个说法，越来越炒作这样的氛围。
有很多人很关注朝鲜，其实朝鲜只是东北亚一个比较孤傲顽皮的孩子，不管他实验核武器还是威胁退出停战协定都不用付诸太多关注。东北亚相关六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半岛局势发生剧变，朝鲜半岛只要维持现有的格局就可以了，中国实在是没有必要为此付诸太多精力，也不用再为朝鲜问题大伤脑筋。网上吵吵闹闹的声音，不管是要求中共检讨对朝政策的，还是要求美国检讨反思的，都可以休矣！
中国和日本的合作是在斗争中合作。我相信中国一定是做好了和日本在钓鱼岛爆发局部冲突的军事准备，但中共最高层一定不会傻到认为现在是和日本围绕钓鱼岛而爆发全面战争的时候。中国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在钓鱼岛问题上只要按老牛在《中共在钓鱼岛问题上要有新思维》一文中定下的策略推进，把主动权从日本抢到中国手中即可。中国的长远竞争对手是美国，没必要为日本打乱部署。只要中国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二十年后，日本就是现在的台湾，会完全被中国投射的阴影遮蔽，成为夹在中美两个大国间的玩偶，成为东北亚的一个废物。
同样的道理，中国也不应该为岛屿和领海争端在南海大打出手。和东盟的合作是中国处理好南海问题的关键。中国和东盟主要国家间主要是合作，但和有领土争端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则是在斗争中合作，在合作中斗争。一味的妥协退让或是僵化的强硬对立都是不可取的，南海是最考验中共辩证处理“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的政治外交试验场。
“上合组织”是中国主导处理周边国家合作关系的典范。这个组织在不经意间已成为令美国头疼的一只力量。中国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扩展这个组织的规模，稳定住印度、伊朗等观测成员，把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拉入其中。就让美国在阿富汗等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成为为中国火中取栗的机会吧，在席卷中东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这场反恐战争中，让相关各方去扮演曹操和孙权，习近平只要向刘备学习，在我老牛这个诸葛亮的指导下稳稳收取城池即可！
3、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平衡
我一直在考虑是用“发展中国家”这个新名词，还是用“第三世界”这个老名词，最后决定还是用“第三世界”这个称呼。共**中国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出身，中国在很穷的时候都能搞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成为第三世界的精神领袖，被第三世界抬进联合国安理会，在今天就更应该处理好这层关系。
实事求是的讲，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在过去三十多年处理的并不成功。中共应该反思毛泽东时期过于慷慨的外援行为，也要反思为何在过去三十多年有越来越来多的第三世界朋友离开自己。
老牛认为，第三世界朋友离开中国的最重要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减少了外援力度——中国在邓小平时代的外援金额并不比毛泽东时代少——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找准和第三世界国家重合一致的共同战略利益。相反，在西方鼓噪的“新殖民主义”舆论下，有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用警惕的眼光审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外交举动。
要知道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因为和第三世界找到了共同的战略利益——反对美苏霸权和欧美殖民主义——而走在一起，外援只是润滑剂。习近平时代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共同战略利益是什么？是携手一致发展经济？还是反击美国的霸权主义？是致力于第三世界国家民生建设？还是继续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开展经济合作和海外援助？
也许这些都要做，也都要调整，也许对有些国家要致力于共同一致发展经济，对另外一些国家要携手鼓励其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如今的国际环境和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已经不是毛邓时代所涵盖的那些内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外交必须在宏观的战略眼光下更细致入微的着手，针对不同国家设置不同的个性化外交方案。
第三世界正在分化组合，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第三世界的内涵外延都和毛邓时代截然不同。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如果还想继续在第三世界立脚，就必须要认真寻找把握互相重叠的战略利益，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与平衡。
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合作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一是联合国，二是G20，三是金砖国家，四是中非合作论坛。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平台，中国应珍惜这些平台，发展壮大这些平台，要利用这些国际平台进行更好的国际斗争与合作。老牛认为，习近平将就认国家主席后外访的第二站定为非洲，应该会是比较妥当的行为。
4、和欧盟等国的合作与平衡
围绕中国到底是应该恢复巩固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还是应加强和美欧在全球范围内就国际事务的协商合作，国内理论界分裂为两大立场截然相反的阵营。
一种观点认为，“欧美各国亡我之心不死”，随着中国崛起动摇国际传统权力格局，欧美或明或暗的颠覆和渗透活动会越发猖獗。有鉴于此，中国应坚持主权高于人权的原则，和美欧等国保持距离，要重拾毛泽东的“三分世界”理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透过和第三世界兄弟、特别是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联合，来抵制西方的颠覆和渗透活动。这种观点在中共*内理论界、外交界和传统左派学者中比较流行，在中国决策层中也被较为广泛的认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今的国际环境和毛泽东时期的国际环境已经截然不同。毛泽东的“三分世界”理论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建立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外部环境上，当时的中国还很弱小，必须要透过和第三世界的携手合作来对抗美苏霸权。苏东剧变后，因为苏联倒台，“三分世界”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即便想要继续保持第三世界角色，也很难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集体认可。有鉴于此，中国应重新确定自己在全球所处的位置，在一国陷入内战或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时候，应加强和美欧等国合作，包括进行联合制裁，甚至采取军事干预。这种观点在国内大部分自由派学者、以及现代权利意识敏感的少壮派群体中比较流行。
老牛认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要同时处理好与第三世界和欧美等传统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就必须要在理论上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这次的理论调整必须要跳出左右之争，跳出意识形态束缚，要在重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国民权益的同时又不陷入短视的逐利化外交中。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应重视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客观变化，要同时重视与第三世界和欧美等国的交往，但同时也应该在外交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格，在第三世界树立起关心人权而又不随意干涉他国内政的形象。
和欧美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正确判断一个形成合力的、对外步调一致的、强大的欧洲是否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一个独立意识觉醒的欧洲是美国人所不愿看到的，但是却是有利于中国的。在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上，我们既要看到欧洲和美国同根同种，具有极为相似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念。要看到欧美自二战以来依托北约等国际同盟在军事上的紧密合作关系，也要看到欧洲几乎压抑不住的独立冲动，看到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在环境、贸易、国际热点议题中经常性呈现的巨大差异。
美国会千方百计的阻止欧洲建立独立于北约框架之外的军事力量，会以对抗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军事威胁等欧洲国家极为重视的议题为由头保持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在和欧美的合作中，中国要在战略上继续提升欧洲在外交中的排序地位。中国除了要消除欧洲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敌意，更要寻找和欧洲各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如经贸、环保、人权、宗教、科技交流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国其实都可以做得更好，更有人情味，而这些其实也是一个执政党应该做到的东西。中国在目前的对欧合作交往中，除了经贸问题，其他议题上的合作相对还比较僵化落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5、和美国的合作与平衡
美国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需要真正较量的终极伙伴和对手。如果说美国未来对外战略的重点是在亚太地区“再平衡”，那么习近平时代中国则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处理好对单极政治格局解体和失衡世界权力格局的“再平衡”。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如果不能把握住对美军事外交关系的主动权，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的话，中国一定会死的很难看；相反，如果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中国能把握住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真正实现超越美国的话，则必将彻底扭转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十年内以美国为主导的历史局面，也必将建立起全新的国际政治新格局。
中美之间有互相重合的战略利益，也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国和美国的合作是在斗争中合作，需要极为高超的政治智慧。中国的持续崛起必将刺激美国的神经，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对美政策。但和大部分认为中美在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必将爆发严重冲突的观点不同，老牛认为这是过于悲观的看待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掌控能力。
老牛认为中美双方领导人在这一历史性逆转的过程中一定能管理好冲突的边界与规模，在未来几十年内，如果中美双方实现了国际权力的平滑转换，就等于是改写了西方国际政治教科书上全球权力转换必将带来战争冲突的所谓定律。
国际竞争要靠实力说话，我不认为中国现在有能力把美国挤出西太平洋地区。在未来十年之内，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中国只要保证自己的核心利益不被触动、掌握住该地区重要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就是最大的胜利。在中美关系上，中国需要更积极的“有所作为”，但一定不能因此而丢掉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老牛认为，如果习近平想要在中美关系中有所作为，最关键的恰恰是要解决好国内的事情。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虽然操蛋，但对中国处理外交内政而言恰恰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必须处理好国内国外的“再平衡”，只有在国内重拾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和国力提升带来的果实，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重建带来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才能在和西方的博弈中有信心、有底气。
在习近平时代如果不发生大的逆转性事件，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应该没有悬念，但中国的经济质量、创新能力、环境保护水平，经济增长带来的惠民程度和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等想要超过美国还尚需时日。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的紧张对峙对中国来说百害而无一利，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过程中，中国要按部就班的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要抓紧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但是要避免和美国展开军备竞争。
老牛认为，从习近平“两会”后访问俄罗斯、南非后的外访排序，可以看出欧美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策略上的重要性排序。在习近平的心中，与周边重要邻邦的合作是第一位，和第三世界如非洲等国的合作具有仅次于邻邦外交的极其重要的“回归”意义。
我个人强烈建议习近平选择一个国际首脑会议的场合，如G20会议等，透过和欧美等国领导人同时见面的方式，平衡和欧美等国的关系，避免给外界留下欧洲、美国孰轻孰重的判断。
而在和欧美会见之前，习近平——至少是他的副手李源潮，还应该会和意识形态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或越南等来个亲密互动，以体现中国外交所继承的传统价值观属性。
以上只是老牛浅见，和多维的“十大挑战”有所不同，我知道多维这里有很多熟谙国际关系的“牛粪”朋友，你们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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