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广电总局一声令下，没看非诚勿扰觉得自己“OUT”了。一档电视节目折射了中国社会当下价值观、百姓生态斑驳陆离，中国人精神状况真人秀，当下国人在逼仄的权力生态中日渐形成的扁平化价值观
孟非：《非诚勿扰》是精神层面的“清明上河图”
江苏卫视品牌推广主任：这代人真的很积极、健康向上
李铁：拜金现实下，《非诚勿扰》也没有合理性
胡泳：相亲节目的纠结大众媒体的性别依然为“男”
大众媒体的性别依然为“男”，所以男人的双重标准折射到媒体上，就表现为媒体的双面性。为什么只许女性“被观赏”？因为一旦女人主动脱了，卖了，男人就会感到对自身营造的权威和秩序的巨大挑战，而开始产生恐慌。
展江：社会生病，媒体吃药不公道—媒体道德与法治争议三题
历史反复证明，相当一部分对媒体的指责不是严厉过头，就是文不对题。至于行政部门不依法轻易惩罚媒体，那既损害媒体和公民正当权利，又有碍法治社会目标下国家形象的塑造。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职业道德和伦理格外重要。而成熟的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通常是以消极义务为主的，媒体伦理道德也是如此。
罗蔚：《非诚勿扰》—传统窠臼中跳舞的性别景象
《非诚勿扰》节目中的女性身份并没有多元化，反而是非常单一的男权社会所设想的标准现代女性角色，对传统父权制价值选择的盛行也没有自觉抵制与改造。
李思磐：殊途同归的两个《非诚勿扰》
电影版《非诚勿扰》的正面女主角笑笑，其实跟电视版《非诚勿扰》名人马诺的品位相去不远。电视和电影《非诚勿扰》，其实卖点都是不真诚。《非诚勿扰》的票房和收视率告诉我们，在现在的中国，“价值观”可能只是一个纯书面用语
孟非腾讯微博：最近人越来越疲惫，这种疲惫不仅来自身体，更来自内心，有人问过我不做主持人会做什么，我回答是游历四方，山雨欲来风满楼，众口铄金君自宽，现在已无限接近梦想。6月13日 10:32 发自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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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当选第十六届上海电视节“主持人30年度风云人物”，孟非也显得异常低调。对于相亲类节目和某些嘉宾的争议，好像都聚集到了这个2010年中国最红的光头主持人身上，从愿意言辞犀利地回应说“‘拜金’刺耳只因听惯假话”，到面对媒体采访的“三缄其口”，只不过是数天时间。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处于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孟非没有同意时代周报记者面对面的采访要求，在面对我们的采访题目时也是谨慎作答。类似“面对那些参加了《非诚勿扰》后引发了各种‘门’的女嘉宾，你最想说的是什么”等问题，他选择了沉默。
而当记者截稿前，网络上最热的一个娱乐新闻是“《非诚勿扰》或停播，主持人孟非请辞”，时代周报记者致电江苏卫视总编室品牌推广部主任刘原，她肯定地说《非诚勿扰》一定会继续下去，但关于孟非的去向却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时代周报：有人评论说，《非诚勿扰》是现代年轻人价值观的“清明上河图”，这里面展现了当下年轻人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做了这么多期后，在你的观察中，这一幅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能以你在《南京零距离》中的评论方式评论一下吗？
孟非：这幅图是静的，也是动的，艺术的魅力不单为艺术，而在于反映社会现实，而在于《非诚勿扰》是精神层面的“清明上河图”。
时代周报：在你的观察中，《非诚勿扰》中年轻男女嘉宾展现出的价值观，有没有一种明显的、他们自身拥有的主流价值观？（如果有，是什么？）还是呈现出特别多样、复杂的状态？甚至出现某些比例的“极端”价值观？如果是后两者，你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吗？
孟非：男女嘉宾的价值观不绝对代表同龄人的价值取向，而且表达的方式属于他们个人，但总体来看，还是积极、健康、有责任感、有判断力的一群年轻人。我们不提倡一些所谓的极端价值观。
时代周报：你曾说过，你会在《非诚勿扰》中把握住主流价值观，你是如何界定这种主流价值观的？
孟非：服从多数人，尊重少数人，宽容个别人。
时代周报：在节目中常看到你“提醒”甚至“批评”某些嘉宾的一些行为或是选择，这也是其他类似节目中比较少见的。你这么做的出发点是什么？
孟非：尊重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基础，不伤害到人是人说话的底线，但是恰到好处的正面引导是媒体责任，也是主持人的责任。
时代周报：做《南京零距离》时，你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复杂、内容丰富的现实小世界；做《非诚勿扰》时，你面对的是一个看似单一却蕴含无限的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这个大世界，这样说对吗？面对这两个不同的节目，你在其中作出评判时，态度有区别吗？
孟非：《非诚勿扰》并不简单，而《南京零距离》也并不一定纷繁复杂，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很丰富，我希望大家都能用心体会。
时代周报：相信做过多年新闻的你，不会仅仅将《非诚勿扰》看作一个娱乐节目，你认为这档节目最重要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孟非：《非诚勿扰》是一档新派交友类节目，是反映现代年轻人精神面貌与状态的一个窗口。同时它的服务性，为单身男女提供了邂逅与交流的平台。
时代周报：对于广电总局最近下发的《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你怎么解读与看待？
孟非：认真学习。
时代周报：你曾多次引用伏尔泰的名句“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各种意见、态度都能得到发声的机会，在你看来是否非常重要？
孟非：这应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到，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更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凝聚力量，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时代周报：做此类节目自然需要有话题，在“制造话题”和“凸显话题”之间，你们的选择是什么？为什么？
孟非：“话题”是什么？是节目播出之后引起的讨论，而这些讨论不由我们控制。所以我不同意制作话题的说法。
时代周报：相信很多人问过你《非诚勿扰》成功与吸引人的原因是什么？你目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
孟非：“关注你就是给我面子”是我在节目中说过的话，我很感谢观众认可我，但我不会去总结观众认可我的原因，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我和观众的缘分。
时代周报：有些人不看好《非诚勿扰》会持续红火下去，你的看法是什么？如果你认为它会在较长的时间内红下去，你的信心来自哪些因素？
孟非：关注度是观众给的，不是主持人说出来的。取得之前的成绩有很多因素，节目组、乐嘉和我都愿意为此努力，而且这种努力会一如既往。
时代周报：《非诚勿扰》中引发争议的部分，例如“拜金”、“性”等，其实在节目中只占很小的部分。但这一小部分能引发如此大争议还是有它的理由的，你认为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孟非：《非诚勿扰》里展现了很多，反映了很多，但我们的媒体在传播时不应只放大其中的某个部分。
时代周报：《非诚勿扰》如今的关注度和争议性是否带给了你困扰或者压力？
孟非：困扰谈不上，我还是江苏台的一名主持人，或许有更多的人看我的节目罢了。
时代周报：当越来越多的人借助《非诚勿扰》来炒作自己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非诚勿扰》从开播到现在，是否有过利用一些“门”来炒作节目的行为？
孟非：借助《非诚勿扰》炒作是他们的事，但最好不要伤害到节目以及男女嘉宾，节目从来没有恶意炒作，没有必要，那是没有理由的揣测。
就在选秀类电视节目衰退的时候，相亲节目异军突起，引发了又一场惨烈的收视大战。打开电视机，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龙头，扑面而来的是千篇一律的各类相亲节目，到处是各位光头或不光头的主持人在大叫“请灭灯！”
一个综艺节目究竟能够引发多大的时代价值观争议？我们现在无法给出最终答案，因为关于《非诚勿扰》的争论仍在继续，它的命运也尚待观察。
在《非诚勿扰》之前，国内并不乏频遭各界人士炮轰的综艺秀，它们之中也有的曾接到过广电总局下发的“禁令”，不少节目在彼时也曾力拔“万恶收视率”头筹，但因为打上了“非主流价值观”的标签，近期在国内爆红后泛滥成灾的“真人相亲类”节目引发的争议范围已远超以前的种种综艺秀，而这其中的佼佼者《非诚勿扰》更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新派交友”的爆红
如果从首播时间上看，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是步了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的后尘。2009年底开播的《我们约会吧》翻版自英国Fremantle公司的经典电视交友节目《TAKE ME OUT》，尽管湖南卫视声明自己拥有该节目在中国地区的独家专有版权，但习惯一拥而上的国内卫视依旧纷纷开播了类似节目，其中江苏卫视于2010年初首播了《非诚勿扰》。
江苏卫视总编室品牌推广部主任刘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们基本上是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策划这个项目，在湖南台正式播出之前，我们的样片和前几期节目都已经录完了。”在《非诚勿扰》节目制片人王刚的眼中，这个节目的创作灵感来自“办公室里的剩男剩女太多”。刘原说：“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想把这个节目做成简单的‘相亲交友’节目，我们把它定位为‘新派交友’。为单身男女交朋友提供一个相互邂逅、交流的平台。年轻人在这个平台相互交流自己的婚恋观、价值观。”在《非诚勿扰》策划、制作团队眼中，这个节目既不是一个简单、传统的相亲节目，也不是一个娱乐节目。
在节目形式上，《非诚勿扰》与《我们约会吧》大同小异：一名单身男士面对众多单身女嘉宾，在较短的时间内，女嘉宾通过观察、提问、观看男士个人介绍视频，来决定是否接受这名男士—这一决定由视觉感受明显的“亮灯”与“灭灯”来呈现。经过了这些环节，当亮灯的女嘉宾超过一定数量，这名男士就拥有了反选的权利。当男女双方最终都选择了对方，即算成功—但这自然不代表两人的“电视相亲”一定能结下果实，如同栏目组所说的“只提供邂逅，不包办爱情”。
主持人成为《非诚勿扰》这个“新派交友”节目是否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刘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既要具有一定社会阅历、人生经历，还需要较强的话题引导力和现场把控力。孟非是我们的不二人选，当时这个节目定下来以后主持人只考虑过一个人，就是孟非，没有第二个人。”《非诚勿扰》的节目名称既来自冯小刚的同名电影，也取了孟非的“非”字。主持新闻节目出身的孟非有着明显区分于其他娱乐节目主持人的主持风格，一颗个性的光头、较厚重的学识、敢于直言的态度，他主持的《非诚勿扰》很快就受到观众追捧。
更吸引观众的，则是这些年轻男女嘉宾在挑选与被挑选过程中所引发出的各种“话题”，从长相到星座，从财富到门户，从“是否介意我与前男友联系？”到“结婚后是否还会与父母同住？”，他们都有着自己的鲜明态度。这些原本是交友婚恋中的“敏感”话题被赤裸裸地摆上了台面，男女嘉宾在电视上你来我往，触动的却是电视机前的各类人群，不少观众将自己对号入座，自然看得投入。这些“话题”并非只有《非诚勿扰》一家独有，但和《我们约会吧》尽量展示美好一面相比，《非诚勿扰》的呈现更加真实、直白，但当嘉宾们的观点明显偏颇，主持人孟非经常一针见血地进行现场评点，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把握主流价值观”。
据刘原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非诚勿扰》最鼎盛时的收视率达到了4.53％。在综艺节目竞争已趋白热化的今天，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在近几个月内，《非诚勿扰》长期占据着全国卫视周收视的总冠军和亚军，而根据索福瑞最新统计，《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新闻联播》(所有频道在内的所有节目)，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
越争议越火暴
《非诚勿扰》的爆红是一把双刃剑。
“不雅照”将《非诚勿扰》推向第一个关注峰值。以“最美化妆师”出现在《非诚勿扰》中的女嘉宾闫凤娇被观众称为“最清纯女嘉宾”，走红之后，网络上出现了其尺度过宽的照片，闫凤娇随后声明照片是遭人胁迫拍下的，并在江苏卫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向警方报案。但当更多闫凤娇状态轻松的“不雅照”在网络上陆续出现后，《非诚勿扰》将原本录制好的闫凤娇镜头删去，其本人也消失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拜金女”则让部分观众的兴奋点从“窥探”转移到了“争论”上。马诺是一名出言直率、有“毒舌”之称的女嘉宾。她引发争议的“语录”很多，一名爱好骑自行车且无业的男嘉宾提问说：“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坐在宝马里边哭吧。”这个后来被总结为“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经典语录”，当场便遭到主持人孟非和性格分析师乐嘉的批评，播出后更引发大量争论，并引来了知名主持人赵忠祥、曹可凡等人的炮轰。
这些“炮轰”并不仅仅只针对女嘉宾本人。当《非诚勿扰》爆红后，各地卫视台先后推出了类似节目，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和安徽卫视《周日我最大》等等，“一对多”的相亲节目呈泛滥之势，竞争越发激烈，“话题”也越来越人为化、越来越热辣。“作假”、“低俗”、“不正确的价值观”成为了评论者们攻击这类相亲节目的箭头，最红的《非诚勿扰》成为最大的靶子。
这些负面元素同样也是双刃剑。一方面，它们推动着《非诚勿扰》的持续爆红，也让其中的某些女嘉宾“走红”,离开《非诚勿扰》的舞台后，或被其他卫视签约邀请，或频频出现于媒体报道中—如果说“超女”、“快男”推出了一些有才艺、有争议的时代红人，《非诚勿扰》仅凭“争议性”就诞生了数名标志人物，而这种“快捷的走红方式”还引来了更多的仿效者。
另一方面，它们引来了各方的批评，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评论，批评部分相亲节目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在节目中作了批评。而在此之前的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了两份文件，其中《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 （以下简称《广电通知》）直指“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虽然这些批评、禁令并不是针对《非诚勿扰》，但还是让《非诚勿扰》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
如何看待非主流价值观?
禁令批“造假”，大多数人持支持意见。但凤凰卫视评论员马家辉说：“我觉得这类节目很好玩。有人说，这样的节目很假，但我想只有呆瓜才会把这类节目当真。而且如果说这类节目都是假的，那也不见得。节目中有临时演员和模特，这可能是所谓的‘假’，但这些年轻男女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两性观不会是假的；而观众在此过程中得到的愉悦也不可能是假的。”
抛开那些纷扰在节目之外的各种“娱乐秀”，真正引发社会思索和广电下文的是此类节目中所展示出来的青年人的价值观—之前没有一代人能够像他们这样直接、自我地在电视平台上展示自己的真实认知—如果我们认同年轻人是未来的主人，也了解到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重要性，就不难了解这种展示的重要性。
《广电通知》中明文指出“不得邀请个人品德有问题或有争议，持不正确或非主流价值观、婚恋观的人物参加节目”、“节目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北京青年报》的一篇评论《主流不避支流》则这样回应道：“驱逐所有‘拜金女’、‘宝马女’之类的女性，或许可以使这些节目显得更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要求。但主流从来不能以逃避‘支流’的冲击而独善，却恰恰必须在与各种‘支流’的碰撞和竞争乃至对不同支流的包容接纳中，展示其力量和美好，并被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
尽管现在《非诚勿扰》处于敏感时期，栏目组推掉了许多媒体采访，但江苏卫视总编室品牌推广部主任刘原还向时代周报记者一一回应了这些纷扰，她希望能够传递节目组的真实声音。在刘原看来，《广电通知》非常及时，可以规范市场，为节目提供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我们还是非常欢迎的”。
关于造假，刘原说：“之前我们发现过极个别嘉宾造假，但是一经发现就立刻淘汰。现在我们更加谨慎，除了有严格的协议外，我们编导组还会上网搜索嘉宾以前的资料，确保不会出问题。”“我们从来没有让任何嘉宾说特定的话，他们只要做自己就好，只有孟非有一个节目流程的脚本，在录制之前，他也不会与任何嘉宾见面交谈。”关于节目中的“非主流价值观”，刘原则是这样看待：“这些人真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有消防队员让全场感动得落泪，也有很多女嘉宾灭掉富二代的灯”、“这代人真的很积极、健康向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其实这个道德标准和所有的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是一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每个人心里还是根深蒂固的。会有一些人有其他想法，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李铁：拜金成了真实表达，不代表电视节目低俗就由此获得了合理性
非诚勿扰,诚在出名,并不在找对象。江苏卫视火了,两个光头主持人也火了，最出位的几位女嘉宾都成了全国各地卫视的座上宾。所有这一切，皆因嘉宾们一系列雷人的言辞所引爆。
其实想想也挺简单，这些被设计的雷人言辞无非是抓住了两个关键词：金钱和性，如果还有催化剂，那就是张狂。看看这些年的网络新闻和论坛，沾上这三点，哪有不火的？
女嘉宾韦多利亚，真实身份是模特和演员，而在节目中的身份却是“煤老板的女儿”；马诺的出名关键词是“宝马”和数不清的男友；朱真芳出名的关键词是“貌丑”和“牵手要20万”。“富二代”、“豪宅”、“跑车”、“拜金”、“不雅照”，吸引公众眼球的元素，归根到底都是金钱与性。
当然，我也不赞成广电总局用行政手段去封杀节目和嘉宾。尽管观众可能是在被低俗所挑逗和愚弄，但相对于其它领域的愚弄，娱乐范围的愚弄也就不算什么了，完全犯不着用行政命令来封杀。虽然广电总局往往也只能对娱乐领域的愚弄生生气。
女拜金、男拜性，《非诚勿扰》抓住了今天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甚至引发了一场关于价值观的火热讨论。很多观众痛批《非诚勿扰》和嘉宾们传递了赤裸裸的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但也有人觉得这种直白的表达很真实。
《非诚勿扰》的主持人这样辩护：“我们中国人已经麻木到了连真假是非都很混沌的状态，听了一些习惯性的假话，听得是那么的顺耳。我可以说，全世界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全民性地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和贪婪超过今天的中国人，但是我们在任何的场合下都还挺正经的，所以当女孩子在台上说她想要宝马想要房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受不了。”
可问题是，即便拜金成了一种真实表达，这也绝不等于说拜金就不再是庸俗的价值观，更不代表电视节目的低俗就由此获得了合理性。
女拜金、男拜性。不管他们态度上显得多么张狂，但那些言辞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缺乏人的尊严的虚弱，是当今人们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折射。
金钱对于国人的特殊意义
如果留心一下中国和美国在报纸上的征婚启事，你就会发现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要求的条件大多是关于兴趣爱好、对于事物的看法等方面，往往是要求对方要和自己志趣相投、有幽默感，热爱运动等等。
这些要求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无足轻重，因为在中国年轻人找对象，收入状况、家庭条件、学历、职业等是最先考虑的要素，金钱在择偶中的重要地位更是日益凸显。
中国人有多拜金？路透社与艾普索斯(Reuters/Ipsos)今年2月份有一个民意调查。二十几个国家的被调查者中，认同“金钱是个人成功最佳象征”的，中国人的比例最高，有69%的受访者认为金钱代表成功，而曾被我们义愤填膺谴责的金元帝国美国，这个比例仅有33%。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随后对此做了调查，结论更加震撼：超过60%的中国人承认自己拜金，超过95%的人认为中国人拜金严重。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拜金是因为贫穷，认为发达国家的人富惯了所以不那么爱钱了。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即使在富裕的美国，普通人也必须辛勤劳作才能养家糊口，一般老百姓并没有多少余钱，奔驰宝马对于他们同样是奢侈品。而且，我们看到《非诚勿扰》里那些拜金的女嘉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在中国，许多年收入超20万，和美国普通工薪阶层持平的人，依然相当拜金。
真正的奥妙可能在于金钱对于国人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涉及基本的权利与尊严。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即使是穷人，其基本权利和做人尊严，在法律面前的地位，与富人并没有多少差别。不管他多穷，住的房子有多破，法律依然保护他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保护他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富人不能为所欲为，穷人也不是一无所有。富人有金钱不能逾越的边界，穷人有自己的尊严和快乐。
如果一个社会法治缺失，那就有可能导致这一局面：有钱的可以为所欲为，没钱就没有权利和尊严的边界。正如马诺的名言，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种极端的表达可能源自她的生活观察：坐在自行车后面是不太可能笑得长久的。
拜金，可怜的中国女人
相亲节目中的拜金女经常表现得很张狂，要跑车、要豪宅、要鸽子蛋大的钻戒，不然就让男人滚一边去。这种表面的张狂和伪女权背后，实际是一种自贱和虚弱，是标准的色厉内荏。
中国人拜金，源自于弱者害怕权利受侵害的不安全感。而相亲中拜金女更多，源自于她们比男性更缺乏自信和安全感，更依附金钱的保护。
在近年的各种相亲中，最被追捧的男性莫过于“富二代”。这也是近年来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个折射。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更重要的是，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由于一部分精英全方位掌握了社会资源，并运用体制的壁垒来排除竞争者的进入，使得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固定化。因为赢者通吃，阶层之间的流动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上升的渠道也越来越狭窄。
对于那些出生于普通人家的女性而言，她们无法选择出身，但她们还有一次机会向上一阶层流动，那就是通过婚姻。
在美国，男婚女嫁，不太把收入、住房看成最重要的事，只要两人情投意合，想结婚，租个公寓就结了。他们大多都相信，只要两人同心协力奋斗，最后面包、房子、汽车都会有的。根据经济危机之后的一个民调显示，仍有81％的美国大学生说，他们将比父辈更富有，59％的美国大学生说他们会成为百万富翁。
显然，不少国人越来越缺少这种对未来的自信，拜金女更是一种代表，公众在痛斥她们拜金的同时，是否应该反思一下，造成马诺们这种思潮的社会环境？
拜性，浅薄的中国男人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里，要找女性对男性的爱慕和思念的文字有不少。而要找一个男性对女性的真情实感的描述，则极其困难。对这种情感，诸子百家那里，几乎一句都没有。描述男性爱情的，则是“宠”、“嬖”、“惑”之类的词语。项羽与虞姬貌似很动人，但在《史记》中，对她和项羽的关系，用三个字来概括：“常幸从。”汉武帝爱李夫人，叫做“有宠”；韩寿偷香，出于“心动”。这里，你找不到平等人格的爱情，女性的地位和宠物似乎更接近。
在《非诚勿扰》里出名的女性，美丽性感的模特和演员最多。长相不佳的朱真芳在阐述其拜金立场的时候之所以引起一片哗然，就在于很多人认为她的姿色决定了她没有资格要求太多。看来，今天的中国男人对于女性伴侣的看法，与古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中国男人大多不喜欢女强人，甚至不喜欢和妻子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他们更喜欢自己是家庭的主宰者，以女性保护者的姿态生活。这或许也源自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格不独立和自卑。这些人往往希望在家庭生活里，找到主宰和尊严的感觉。
而在一个个人尊严普遍得到确立的社会，男人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彰显存在的意义。他们更需要的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独立尊严的个体之间的平等交流。
我们常听到很多中国女人说，她们喜欢和外国男人在一起，因为“感觉好”，因为他们给中国女人平等和尊重。中国男人常讲，如果你想追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首先要打掉她的骄傲。这样的比较，中国女人怎能不“弃暗投明”？
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视为成功婚姻的最重要因素中，性只占2%，“尊重”和“信任”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一个社会的男性择偶，过于重视外表和性，其实是一种生活要求低下的表现，因为他们还在拼命地寻求最基本的生物需求的满足。
女拜金、男拜性，其实都是一种无力的嘶喊。张狂的背后，其实虚弱得很。
胡泳：相亲节目的纠结大众媒体的性别依然为“男”
胡泳：（访谈嘉宾：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任中央电视台多个栏目的总策划、主编）
PART 1
拜金言论折射社会现状
时代周报：现在有很多征婚节目尺度比较大，或有一些拜金的言论，而且这些女性会因为这些出位言论而迅速走红，广电总局下达了整改通知。你认为应该怎样认识和管理这类电视娱乐节目？
胡泳：第一，这些参加者的“拜金”言论的尺度怎么叫过火，怎么叫不过火，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标准。第二，即使有关部门痛恨所谓“拜金言论”，但如何管理，从法律上讲是没有法理依据的。至于说分级，我觉得这种节目没法分级，比如说哪一级的言论是可接受的？哪一级的言论是庸俗拜金的？这都是很难操作的。
时代周报：但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会宣扬一种畸形的价值观。
胡泳：首先，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折射，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价值观比较混乱，大家的观念尺度都不一样的社会，每个人都很迷茫。其次，我觉得这种节目的确是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尽管我说这种节目是社会的折射，但它不是主流价值观的折射，因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应该还是主张通过勤劳致富，通过智慧致富，获得你应有的回报，而不是主张说走捷径，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这样的观点在任何社会都不能成为主流价值观，不论东方西方。如果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真的变成以走捷径为主流价值，那这个社会就是极为糟糕的社会，是一个丧失基本公平正义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节目是违背主流价值观的。
但即使违背主流价值观，你可能还是要通过市场和观众的选择行为来规范它，而不是用行政强制的方式说我要把你封杀掉。管理者应该相信的是，因为节目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所以主流的人们会抛弃它，主流的市场会抛弃它，通过这种方式来淘汰这种节目。而不是说它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你就动用行政大权封杀，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时代周报：在很多管理成熟的国家，对此类电视节目也会做出限制。比如美国，曾经爆出珍妮·杰克逊在电视直播中不慎“露乳”，遭到罚款。所以，管理是存在的。问题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管，还是弹性科学地管。比如可以控制这些相亲节目的播放时间和密度，比如安排晚一点，等到孩子们睡了再播放。
胡泳：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如果说不是严格封杀，只是通过调节，可能会更有效。否则就是乱治循环，就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其实不光是这个行业，很多行业都是，这个乱治循环状态在媒体的演变过程中一再重演。
时代周报：这种管理也会直接导致简单贫乏的社会产品。这些节目，你说他很庸俗，但收视率奇高是不争的事实。
胡泳：对，这种节目可能还有一种怪象，就是人们一边骂一边看。这里有利用受众的看客心理所制造的东西，其实可能跑来上节目的人，她/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相亲，而是为了成名。在目前这个社会，成名的最佳手段就是疯狂地暴露自己，疯狂地出位，做一些其他人难以做出的事情，因此博得眼球。而受众的看客心理就是要寻求刺激，可能他其实也很看不起这种东西，但忍不住要获取这种刺激，变成表演者和观众的合谋。
PART 2
高高在上的女性？
时代周报：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些节目中的女性，她们在“相亲”的过程里看似很大胆，貌似位置很高，好像在俯视整个男性群体，让我来挑选你，而且还要挑很有钱和肯供我花钱的才可以。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你觉得会反映出一些什么问题？
胡泳：我觉得这里面呈现的是复杂的状态，不能简单地做黑白分明判断。其实这种状况是符合男权思维的，女性要出卖自己的美丽来获得男方的青睐，另一方面，你也说到她们好像位置很高，在审视男性。因为我不是这个节目的观众，但有一个朋友曾跟我说，她是个女性朋友，她说“我发现原来我对男性挑剔得太不够了！看了这个节目，发现再出色的男人她们也能挑出毛病来”。所以从性别的角度看，它也有一定的女权色彩，它把男人置于被观看的对象，甚至从某种情况来看它带有羞辱男性的境地，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混合画面，这里面既有女人对男人的依附，也有女人所获得的那种审视地位。我觉得从传统的男人观看女人来讲，还是前进了一点，女性也可以观看男性。
所以可能将来女性主义的发展趋势，最终会是一种很奇特的情况，一方面是它无法打破原来的格局，另一方面它也是解放女人的，女人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来控制男人，所以我觉得未来社会你很难说它依然是个男权社会，或是说女人依然是拜金等等。女性在性别关系博弈和变迁中会出现一些矛盾和纠结，就是说她一方面会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她可能会被束缚。
时代周报：这种矛盾可能也体现在节目中的女性高高在上，然后挑选男性，可能是这个节目赋予她的，并不是说女性的地位真的到了这一步。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是一个虚假的反映，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境况的反映。
胡泳：对，你说得很对，我们要分开两种情况。一种是说如果这个是编导有意赋予的，那我可以说编导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女权色彩，他赋予了女人原来没有的权力。另外，你可以从真实角度来分析，就是说这个节目给了女人虚幻的主人公的感觉，现实生活中女人肯定不可能这么强势，女人是被挑的，编导的层面和社会生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从第二个层面可以继续判断说，可能大部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也绝不像台上的女性那样，她可能没有那么拜金，换句话讲节目中的女性表现的是这个社会的异常状况而不是正常状况，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可能还是珍惜真情、共同奋斗，珍视社会的主流价值，鄙视这种出位。
节目不好的地方在于，通过异常表现的宣扬刺激了这个社会，导致了更多的冲突和不安。如果按照主流价值来讲的话，这种节目是应该被主流价值大力讨伐的。
PART 3
中国没有完整的女权运动
时代周报：婚恋中的择偶观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过去要“三大件”，现在要“房子宝马”，中国人尤其是女性的择偶似乎就没有走出“物质至上”的维度。
胡泳：人性本身都有走捷径的欲望，大家都想不付出就得到，但是我觉得人性也有其他的东西，甚至可能更主流一点，比如相信真情和金钱不一定有关系，幸福和金钱也不一定有关系，这也是人性很重要的东西。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把异常的东西当成正常，而媒体的确存在一种功能，就是界定什么是社会的主流。
时代周报：所以节目中所呈现的女性，即使男人愿意为其俯首称臣，愿意把所有的钱供你使用，也并不意味你的地位就很高。
胡泳：理想中的两性平等，就是两个真正独立的人格的尊重。舒婷的《致橡树》说，你是一棵树，我也是一棵树，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用马丁·布伯的妙论，就是两个人是“我－你关系”，两个人了解并欣赏彼此的真实面目。可叹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是，每一个“你”都会变成一个“它”，都注定变成一件东西，而且还可能是多次变成某种东西。两性成为“我－它关系”，不论男人看女人还是女人看男人都是如此。比如中国俗话讲，“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娶妻娶妻，做饭洗衣”，女人眼中的你不是一个“你”，而是一只饭碗；男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一个“你”，而是一台洗衣机或者花瓶。这是大多数爱情的结局。
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兴起，它主要的一个发轫是要反抗男权，认为凡是男人施加给女性的一定是坏的，凡是男人赞成的东西一定是阴谋，一定是针对女性的阴谋，就是说它的是非是男人的是非的反向，然后它发展到极端就是男女完全一样，没有差别，要求所有的地方都平权。这个我觉得作为女权的初级阶段，作为对男权社会的反弹是有合理性的，毕竟男人压榨女人太久了，火山喷发了，当然会以很猛烈的方式喷发出来。当经过这个阶段后，它会发现男女之间还是有天然差距，男女有不统一的性别因素。最终是承认这种差异，承认男女不得不有一定程度的分工，承认之后，最好的方式就是互相尊重差异，为这种差异自豪。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独地讲女权主义好或不好，或是说男权社会依然束缚女性，而是要从细微上加以辨别。
比如说，如果传统的性别安排对女性是不利的，那么为什么女性还会用各种办法、包括登上电视积极维持这种局面？原因或许有多种：很多女性可能意识不到社会和媒体安排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当然男人对此难辞其咎，因为他们占据着社会的主导话语。其他人可能认识到了，但发现局部的抵抗是徒劳无益的。第三种解释还可能是：女性维持传统的性别安排是出于理性的自我考虑，即展开适合女性身份的行为可以带来性别的骄傲感、愉悦感和社会认同。
同时我也想强调，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充满了歧视的社会。换句话讲，我们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女权兴起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的女性虽然走出了家庭，成为工作大军的一部分，但其实在精神上、心理上没有经历那场革命，导致对女性充满了歧视，这种歧视甚至习以为常。
时代周报：有时对女性体现的是一种双重标准。譬如说，我们的大众传媒总是观赏女性，甚至对女性的形象、婚恋品头论足，这点在娱乐报道最为明显，哪个明星妆没化好了，不慎露底了，哪个明星没生男孩婚姻不保了，这些报道并未引发公众强烈不适，至少并未受到舆论强烈谴责，还长期存在，大有市场，也就是说，媒体塑造的这种价值观本身就是极其符合男权视角的。但是，一旦一个女性站在舞台上“明码标价”的时候，大众又觉得受不了。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只许女性“被观赏”，却受不了女性主动配合男权成为“宠物”，以及媒体生态的双面性？
胡泳：男人一向视女人为圣女和妓女的结合物，不管看法怎么摇摆，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轴的。当他视女人为圣女时，他要求女人的贞洁；当他视女人为妓女时，他要求女人的可观赏和可把玩。大众媒体的性别依然为“男”，所以男人的双重标准折射到媒体上，就表现为媒体的双面性。为什么只许女性“被观赏”？因为一旦女人主动脱了，卖了，男人就会感到对自身营造的权威和秩序的巨大挑战，而开始产生恐慌。说句不好听的话，男人是一种远比女人虚伪得多的动物。他想要，但一旦女人真正如其所要，他实际上受不了。女人不过是虚荣而已，男人却是伪善。伪善比虚荣更混蛋。
展江：社会生病，媒体吃药不公道—媒体道德与法治争议三题
从前段时间关于学校和幼儿园杀戮和多起自杀事件的报道，到近期的电视婚恋相亲节目，一股针对大众媒体的批评甚至整肃浪潮似乎在形成。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空前强大的媒体传播能力的确值得重视，尤其是它们的负效应应当努力避免，但是如果社会多年积累的矛盾归咎于媒体，那是很不公平的。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某种举世瞩目的奇迹，也产生了许多我们目前可以基本认清的现象（如普遍的贫富对立和地方上的官民冲突）和更多我们仍然无法认清的问题（如大大放宽的道德尺度到底以何为界？）。大众对媒体有看法实属正常，没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媒介批评，我们媒体中的一些不良倾向会更多地发作。但是有凭有据的批评才有说服力，才对解决问题有帮助；而如果缺乏科学精神，一味迎合一些或善良而肤浅或者另有所图的人的感觉和情绪，却没有法治化的媒体管理，我们的媒体和社会中的各种乱象只会更多。
媒介暴力与真实暴力有关吗？
先从各地学校和幼儿园的几宗滥杀无辜案说起，一时间对媒体的抨击声四起，好像社会没问题，该死的媒体成了棺材店老板，天天盼着死人。国内外学界确实有人把媒体比喻为棺材店老板，意指媒体在市场驱动下，以报道天灾人祸为主打的新闻最能赢得眼球，这当然值得媒体警惕，防止自己陷入以煽、色、腥为基本特征的煽情主义和黄色新闻。但是媒体的首要功能是环境监测，优先报道天灾人祸、而不是歌功颂德符合新闻传播规律，而且重视突发事件报道恰恰是近期中国媒体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再说，就算媒体真是棺材店老板，那也是别的人、别的原因造成了死亡，才产生了殡葬业。
当包括一些专家在内的一些人呼吁，警惕媒体成为校园暴力和血案的“帮凶”时，温家宝总理却力排“众议”，指出这些事件背后都是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的。看看那些行凶者，虽然我们掌握的信息不多，但可以知道，他们的年龄在45岁上下，都面对下岗、绝症、家庭崩溃等绝望的现实。当然，社会转型期和经济高速成长期，犯罪率往往高企。但是如果我们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制度能够覆盖这些弱势群体，他们对社会的绝望就可能较少转化为仇恨。
再从媒体新闻生产过程来看，记者不大可能出现在上述杀戮现场，不可能目击什么。掌控关键信息的是控制现场并展开侦查的警方。试想在此情形下，媒体想渲染也不一定有机会。何况，媒体伦理的滑坡尚没有到记者在花季少年殒命之际做这种“渲染”和“炒作”的地步。媒体报道和评论有重大新闻价值、关切公共利益的事件，这根本就不是炒作，而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之举。当然笔者也看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些地方媒体几乎是恶狠狠地报道外地天灾人祸，而对本地的同类事件装聋作哑或轻描淡写，我想那是地方媒体管理者有选择的压制性政策所致，当然应该受到抨击，但那主要也不是媒体的问题。
1901年9月，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遭到一名怀揣《纽约新晚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而身负致命重伤，这份报纸是由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办的，当时的人们不禁联想到赫斯特的报纸不断攻击麦金利的事情。但是，公众的批评仅针对黄色新闻的手法，而不是据此追究报纸的法律和其他责任。因为公众和执法机关明白，该报对总统的批评有些放肆，但属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范畴，况且没有证据能证明凶手是在报纸的教唆下行刺总统的。
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法国学者埃里克·麦克雷的著作《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原名《媒体传播社会学》）。作者指出，真实暴力与媒体暴力的关系问题，是困扰传媒的一个典型案例。实际上，媒体暴力很难界定，更不可能被量化。按国别分析，真实暴力与媒体暴力在统计上也得不出什么关联。日本的暴力电子游戏和黑帮动画很有名，可日本是强奸案和谋杀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一些城市暴力活动频仍，又有人认为这与有线电视、电子游戏和好莱坞动作片有关，而直接相关因素是城市经济衰退、社会管理松懈、警力减少、黑帮形成以及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枪支买卖等。欧美多起校园枪击案也被认为与电视和互联网有关，而这些案例数量如此之少，在统计学上几乎没有意义……
麦克雷教授的结论是：媒体暴力与真实暴力无关。上述例证表明，媒体并没有制造现实暴力，但是媒体可能被凶手用来制造自己的暴力世界，满足他们可怕的想象；媒体是行动方式的后备军，不是行动的刺激者；如果媒体确实让人模仿，那么模仿的也是谋杀的具体做法，而不是谋杀本身。他给出了如下建议：对每个案例做具体全面分析，如了解杀人犯的经历、分析这些经历对他们的影响，观察他们内心深处的失衡状态，了解他们是否卷入结构化的意识形态和行为网络，然后才能解释他们的行为。反思当代社会给人的精神要求，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有人把极端暴力行为当作谋求认可、成就名声的手段。
此外，我们要警惕的倒是有人借防范“炒作”之名阻碍来之不易的政府信息公开。国际经验表明，信息公开必然覆盖各种凶杀事件信息，如果经不起这个考验，信息公开和社会透明度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现代法治国家封锁、打压媒体的此类报道。而及时公开这些事件即使有些代价，但是与社会对此类问题根源的重视和防范措施的加强相比，利弊权衡前者之弊一定远远小于后者之利。正如法国19世纪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所言：报纸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们治愈的恶远多于它们制造的恶”。如果看不清这个问题的实质，就会给本来就对政府信息公开耿耿于怀的人提供口实。
自杀报道真会传染吗？
凶杀报道引发的争议一波未平，针对自杀报道的批评一波又起。于是乎媒体传染、教唆和“帮凶”论再起。而且这种批评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2008年一份文件的支持。该文件指出，自杀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对社会、公共情绪和经济都有深远影响。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自杀，据估计每例自杀死亡都可能影响到6个人：影响自杀及其预防的因素非常复杂，至今还没有被研究透彻，但是有证据显示媒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脆弱个体会被自杀报道影响而进行效仿，特别是当报道很广泛、显著、耸动并且/或者仔细描述了自杀的方法时。另一方面，负责任的自杀报道可以教育公众，并可能鼓励那些处于自杀危机中的人去寻求帮助。
我无力挑战世卫组织的权威性，但想提供一些不同见解和视角，在此主要援引法国学者关于媒体与自杀有无关系的论述。19、20世纪之交，随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自杀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19世纪兴起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对自杀的研究成为一个专门领域。而学者的看法和结论经常与大众格格不入。比如，社会学的视角帮助我们去理解影响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社会因素，而常人往往倾向于单一归因。关于自杀的看法恰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自杀问题上，社会学家一般不作道德判断。
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迪尔凯姆）出版专著《论自杀》。他认为，稳定的、传统的和有着很深宗教影响的群体、社群和社会有较低的自杀率，比其他更具凝聚力、聚合性、结合性，其中的个人具有更为明确的生活目标和意义。有一种特殊的自杀类型，它与常人接受的自杀观念有明显差异：个人把群体的利益置于他或她的生命之上的自杀被涂尔干称为“利他型自杀”，例如日本人所谓为了拯救“大和民族”的自杀、爱斯基摩老人为了不连累家人的自杀以及印度教寡妇为丈夫殉葬的行为。其他三种主要自杀类型为：利己型、越轨型、宿命型。
更重要的是，涂尔干以统计数字为依据，有力反驳了报刊对个人意识有直接效果的观点。西方国家报刊普遍发达，但各国自杀率各不相同，因新闻报道而产生的自杀浪潮并不存在，所以媒体诱人模仿、复制自杀和犯罪的说法并不成立。即便个别极端行为可能是在读了相关报道之后发生的，自杀现象首先应该在自杀者的“社会圈子”里找原因。
麦克雷教授认为，涂尔干的论述百年之后仍有现实意义：1993年的法国媒体还怀着掌握权力且注意自我批评的满足感，讨论有关皮埃尔·贝雷戈瓦总理自杀的报道是否会导致社会模仿，引发自杀浪潮。他揶揄说，时至今日，媒体还在抛出模仿导致犯罪和自杀增加的话题，仿佛犯罪和自杀都是冲动的结果，而没有日积月累的原因。
当代社会学家还有结论，20世纪一些国家的经济起飞伴随着高企的自杀率。中国最近若干年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尽管据研究仍然低于日本人在经济起飞期的水准。所以尽管自杀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但是只能尽量降低发生率，而不可能杜绝。如果涂尔干的结论成立，那么富士康一名自杀未遂员工遗书中称为了获得抚恤金而轻生也可能属于利他型；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而企业为此取消抚恤金无疑是一种可选择的防范措施。但是，某些“道德家”可能又要说企业为富不仁……而这些似乎与媒体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在报道自杀时媒体不能轻视自律，而应尽可能遵循世卫组织的如下建议：避免使用将自杀耸动化或正常化的语言，亦避免将自杀呈现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将自杀新闻放置在显著位置，亦避免不正确地复述自杀事件；避免详细描述已致死或未致死之自杀所使用的方法；避免提供发生已致死或未致死之自杀的具体地点；谨慎设置标题；谨慎使用照片或视频；报道名人自杀时格外小心；对自杀者家属给予相应的关怀；提供求助信息；注意媒体从业者本身亦可能被自杀事件影响。
行政权力能干涉“电视相亲”吗？
如果说媒体遇到的上述压力来自道德世界的话，那么“真人相亲类”节目不但引发了前所罕见的争议，而且行政部门也在国家媒体的配合下行动起来：6月11日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公布了国家广电总局针对有些婚恋交友节目和情感故事节目发布的通知。新华社12日也发布了广电总局的“整改通知”，其中点名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等几档节目。
令此类节目的“代表”《非诚勿扰》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女嘉宾马诺以“拜金女”之谓闻名全国，她的“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经典语录”，播出后触发大量争论，并引来了知名主持人赵忠祥、曹可凡等人的炮轰。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广电总局的“整改通知”称，部分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盲目追求收视率，放任拜金主义、虚荣、涉性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这些做法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尤其是这最后一句官方定性，似乎让有关媒体承受了难以承受之重，有传闻说《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要请辞。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我想一定是人言言殊，各执一词。在我看来未必。如今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市场经济、法制进步的洗礼，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已有极大转变，通过经商、买彩票、炒股甚至炒房来合法追求个人利益已成惯例。此外，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公民包括表达权在内的“四权”应该得到保障。马诺的“经典语录”虽然让人不快乃至反感，也当场便受到主持人孟非和性格分析师乐嘉的批评，但没有任何违法之处。
当然事情有另外一面，就是国人时下日益盛行的金钱至上观。由于极左意识形态的崩溃和市场规则的流行，也由于缺乏诸如宗教一类信仰的缘故，国人从鄙视金钱到崇拜金钱和物质，更由于现实的官商腐败现象和社会某种断裂，高房价等造成了青年人巨大的生存压力，人们再不重视物质，恐怕也不能否认“没有钱万万不能”的现实。在此情况下，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是官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因为这些社会精英引领和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诿过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女子，实在说不过去。
况且，这个小女子还有一个优点—说真话，而不像那些落马的腐败官员和不法商人那样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在现实中，你是宁要一名真小女子，还是一个伪君子呢？
中国政府的依法行政有很大进步，但是有些部门仍然挥舞制裁大棒，而似乎不知“法无授权即不可行”的依法行政原则为何物。广电总局眼皮下的央视不乏较好节目和内容，但问题也多多，例如新闻中的虚假采访、导演摆拍，变相烟草广告，春晚等节目让污点官员和商人粉墨登场，可是我们何时看到了对央视问题的处罚呢？
结语
德国先哲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但是，现实世界远远不像学童背诵名言警句那样简单。康德自己就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伦理困境：当一个持枪男人来到你家门前，问另一个人在哪里（正藏在你家壁橱里），因为他想杀了他，你应该怎么做？你是撒谎，还是说实话？
社会公德应当体现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的平衡。一般而言，消极义务是底线性质的基本义务，人人必须遵守。孙立平教授指出，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比如“不许杀人放火”、“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应该说这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底线失守是一种很深刻的社会危机；而积极义务则是一部分人承担的义务，它塑造高尚人格，但是许多人做不到。过于强调道德中的积极义务，制定高不可攀的道德标准，制造“道德理想国”，往往导致专制统治；或者没有人去参照执行，导致“规而不约”，从而失去操作性。
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职业道德和伦理格外重要。而成熟的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通常是以消极义务为主的，媒体伦理道德也是如此。因此，宽松、宽容、宽厚的待人之道特别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在他人和媒体未曾违反社会底线道德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容忍各种言论和行为，应该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要素。
况且，对媒体的批评还必须有科学依据。而历史反复证明，相当一部分对媒体的指责不是严厉过头，就是文不对题（正如麦克雷教授所言：大家天天接触媒体，人人都有想当然的观点和判断，这些观点和判断未必是无稽之谈，也不一定说不通，但它们往往不以科学分析为依托，而是基于各人的价值取向）。至于行政部门不依法轻易惩罚媒体，那既损害媒体和公民正当权利，又有碍法治社会目标下国家形象的塑造。
罗蔚：《非诚勿扰》—传统窠臼中跳舞的性别景象
2010年的夏天，众人围观一档中国相亲类电视节目《非诚勿扰》，观者表情各异，有好奇、有惊诧、有不屑、有嬉笑、有愤怒……总之，一个集体评判的舞台已经搭成，专家、媒体人、嘉宾、观众、网民见仁见智，在各种意见交锋的热潮形成时，政府出面下发一道管理规定，要求整治“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还荧屏以净土。
尽管有低俗、泛滥、造假等不良倾向，笔者还是要为一档由爱情、金钱、谎言、阴谋等要素演绎的精彩娱乐节目将要谢幕而感到遗憾。更为一场由此引发的本来是更精彩的自由公共论坛也要提前消声而感到担忧。我不能想象，大家正襟危坐地在现场和屏幕前，为代表主流价值观的嘉宾而感动落泪的娱乐节目将会有多长的生命力。因为，在我看来，《非诚勿扰》这个节目正是因为碰撞、挑战、颠覆、重构而获得大众关注的，其热播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体现了中国转型期过后既已形成的变形社会状况：等级制社会结构、父权制性别文化、多元混乱的价值体系、模糊的公共规则等。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国家权力对社会活动的强势规范，那么，《非诚勿扰》这个节目的出现及其作用也仅仅是一个出演了性别、伦理、权力的蹩脚秀场而已。
我为《非诚勿扰》喝彩，因为《非诚勿扰》的主创人员有比较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他们试图通过挑战和颠覆让这个节目在竞争激烈的电视荧屏脱颖而出，他们成功了。通过对相亲对象的挑选与对游戏规则的设计，节目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了社会转型后的一些变化与状况。例如，富二代与拜金女的出场展现了30年强烈物质利益追求带来的财富膜拜后遗症；中性女的出场挑战了温柔、性感、贤惠的传统女性刻板形象。而母女、双胞胎姐妹同台争夺男人的环节则展现出了主创人员的阴谋设计，因为不论结果怎样，家庭伦理秩序与传统爱情观念都会受到挑战。
同时，我为《非诚勿扰》嘘声，因为《非诚勿扰》的主创人员并没有到位的社会判断力，他们试图突破传统、展现现代的意图失败了。例如，节目尝试传达这样的信息：《非诚勿扰》的舞台是自由、民主、平等的；男女性别关系是有变化的；女性地位是有提升的，她们不再是被观赏、被挑选、被评论的对象。于是，游戏规则中权力比重偏向女性，女性在节目中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爱好与追求，可以运用话语权对男性进行点评甚至攻击，而男性则只可以运用决定权对女性进行最后的选择。似乎在一种民主程序中自由选择就能实现，平等的性别关系也就如此形成。可是，这种性别权力关系的理解非但不是现代平等式的性别关系图谱，反而恰恰是传统等级制的性别关系图谱，只不过是节目强行将父权制性别结构中的“男强女弱”改成“女强男弱”，以显示现代“男权社会”的终结与“女权时代”的来临。
可我们看到，《非诚勿扰》节目中打造的“女人当道”时代，所谓的“女性意识”、“女性需求”、“女人个性”还是围绕着男权规则在运行。男人有没有金钱、权力、社会地位、家庭背景依然是女性意识和需求的焦点，而不是男性的性格、爱好、价值观等内容。当然，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女性，则是被男权规则认同的有选择资格的女性，她们年轻貌美个性张扬敢于表达。就算是有个阿姨出场也只不过是年轻女儿的陪衬罢了，并且果然随着年轻女儿的退场其角色作用就消失。《非诚勿扰》节目中的女性身份并没有多元化，反而是非常单一的男权社会所设想的标准现代女性角色。
《非诚勿扰》节目自身的矛盾性困境其实就类似于中国转型后社会困境的状况。一方面，想寻求一种现代诉求，另一方面，却陷入传统的窠臼。我们尝试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社会，却被金钱与权力塑造了一个等级制结构的传统社会。现代性的表象与框架中填充的是传统的糟粕。女人靠容貌与身体可以迅速获取资源，男人靠财富与权力可以迅速获取资源，资源的最大量占有与支配代表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能量。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不仅等级制强烈刺激人往上走的欲望，同时也使得人将自身物化、将他人当工具。
其实，我们的现代社会更应强调“权利制约权力”，而非“权力制约权力”。《非诚勿扰》节目将男女关系放在政治情境中观看正显示其现代特色，只不过它将其误读为性别之间的“权力Vs权力”的抗争模式，而没有真正去关注现代社会的不同性别群体多元化权利诉求，对传统父权制价值选择的盛行也没有自觉抵制与改造。
李思磐：殊途同归的两个《非诚勿扰》
谁都知道最近被广电总局下文规范的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名字由何而来。相比起这个引起无数争议和骂名的《非诚勿扰》，电影《非诚勿扰》的运气好得出奇。
拿女人开涮，是冯小刚系贺岁片早已驾轻就熟的套路。在电影版《非诚勿扰》里，葛优扮演的男主角相亲过程的铺陈，把女人挨个消遣了一遍：长得不赖，工作能力看起来很强的公墓推销员太拜金；健忘症中年阿姨的设置无非是用男人的姿势宣告：“老女人不宜相亲”（尽管葛优也就扮演一个中年秃头男）；少数民族女，把少数民族的地处偏僻、风俗特殊尽情歪曲了一番；如花似玉富家女，却怀了别人的孩子；端庄的中产中年丽人死去的丈夫曾在外乱找性伴是因为她性冷淡（真是一个男人立场的精彩借口）；精明的股市女强人趁市场冷清来储备老公作投资；就连大款的女秘书，都袒露着深深的乳沟，唯恐观众看不懂编剧对这个职位的污名……
歧视和污名，一直是当代中国搞笑文艺作品爱用的手段，不算独特；不过，如果被涮的是男人，恐怕早就跟电视版《非诚勿扰》一样，群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但既然涮的是女人，那就没什么要紧—因为对女性的污名，和对她们体貌、礼仪、品行和性道德的苛刻要求，是我们整个文化的特色，深入每个人的骨髓，女人在相貌身形、举止谈吐、衣着品位，受到整个社会环境如风化警察一般的监督。电视版《非诚勿扰》里，也有男嘉宾挑剔女嘉宾的状况，群众通常按兵不动，视之当然；但一帮女孩子对男人挑剔起来，就被认为是没教养。
电影版《非诚勿扰》的正面女主角笑笑，其实跟电视版《非诚勿扰》名人马诺的品位相去不远：作为一个头等舱空姐，她先是爱上已婚头等舱男乘客，辗转做了很长时间的第三者；就算斩断旧情丝，接棒的也是一个发明了猜拳机，因而能坐头等舱乘邮轮逛北海道打高尔夫的新富。人家果然是既在奢华度假村里哭，也在邮轮上笑—总之这部堆砌了名酒、别墅、豪华度假广告的所谓爱情片，没有留下一点在爱人自行车后座欢笑的可能。为什么大家都不骂呢？不仅不骂，还被这粗糙、无聊的电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片子成为单日票房冠军。笑笑跟马诺不一样，她痴痴地爱，苦苦地等，迷惘得我见犹怜，女人就该这个样子，即便她爱的铁定就是富豪，也合情合理；哪能像马诺一样，大嘴啦啦把大家心里的那个小算盘挑明了呢？女人这么有目的性，并且不以爱情和温柔做装饰，其实不管她要的是什么，都是要成为众矢之的的。
事到如今，大家都明白电视和电影《非诚勿扰》，其实卖点都是不真诚。电影完全看不出男主角有找老婆的诚意，乏味的情节和插科打诨的对话，也看不出爱情发生的可能；不过一旦佐以别墅区、高档餐厅和国外旅游目的地，大家也都觉得这不是爱情啥是爱情。而电视相亲节目，按理来说，兢兢业业的媒婆，都会把背景、层次差不多的男女往一块拉，早年上海的《相约星期六》，还会来个大男大女专场啥的，目标确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可很明显，《非诚勿扰》编导坦言“合理策划”成分，明明知道一个月薪千元的保安、北漂歌手不是女嘉宾那壶茶，还是让他们出镜，仿佛只是为了让他们受一次羞辱。大家也都明白那一票女嘉宾不是上来找老公，而是卖力演出，无论是激起公愤，还是引起共鸣，都是为了演艺事业的前途—但还是痛批她们传达了不健康的婚恋观。
若是一个节目的意识形态“不健康”，社会应该有很多抗议机制：传媒和学界批评、社会团体发表声明谴责、受众拒绝收看并抵制节目广告商……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和争议一起飙高的，是电视《非诚勿扰》的收视率—社会和受众奖励了这“不健康的价值观”。这只能印证的一个可能是，相亲嘉宾所强调的金钱和地位，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另一可能，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懒得讲是非，懒于用任何严肃心态面对世态。《非诚勿扰》的票房和收视率告诉我们，在现在的中国，“价值观”可能只是一个纯书面用语。
作者系女权主义研究者、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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