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看：多维社论《远离革命 以宽容达互信》

牛顿

中国已进入一个社会冲突的高发时期，最近发生的一些风波再次印证了社会内部矛盾的严峻。同时，中国也进入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好时期，国家的富强让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有了必要的基础。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甫一上台就迅速进入了角色，从他的第一次自然和接近民众的讲话中就已直接“点题”他的施政纲领——“民族”、“人民”和“责任”。随后，革新领导干部作风的“新八项规定”颁布，到谈民族复兴的强国梦，多次强调党内腐败的亡党亡国论，再到首次离京去中国改革摇篮的深圳等动作。中共新领导层展露出的这些最初动作，吸引了包括最悲观的绝大多数人，也与前任胡锦涛的循规蹈矩，隐忍木讷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看到新领导层的种种动作，不少人开始心情荡漾、跃跃欲试。他们粗浅认为中共内部深化改革要加速了，中共要向一切旧有的僵化制度开战了。有一群人甚至认为，中国“大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但事实果然如此吗？

熟悉中共内部决策的人大都清楚，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高层的种种动作绝不是西方民主选举式的“美丽宣言”，他们的确在有步骤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内部的“改革开放”。他们的确也在统筹运作向内部陈腐僵化的制度动刀，但并不是革自己的命。中共新领导层刚刚上台两个月，更决不能幻想他们要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动作，一步步地改革显然是更恰当的说法。新领导人当前展现出的诸多行为更多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更大改革进行力所能及的铺垫，试探各方的诉求与空气，阐述与引导社会改革的共识。

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神经绷得相当紧，诸多阶层呼吁改革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如今社会上有风吹草动就能引发一场“群体性事件”的几率越来越高，各类言论领袖与公知也“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言官的角色。然而，高高在上的中共各级官员们或因一贯的官僚主义习性或对社会变化的失觉、无知、疏忽，或因体制的僵化，并不懂得危机处理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官员们跟不上这个社会转型急速变化的时代，“官本位”思维依旧占据主导。就是这样，即使正常的社会内部矛盾，也在瞬时间转化为重大政治事件，体现出民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对现有制度极大不满。

中国的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很好地说明了这些状况。蓝皮书调查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越来越多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人们采取群体形式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蓝皮书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蓝皮书提及了一个以往很少用的词——“社会情绪反向”：弱势群体中一些本该同情的却被津津乐道；本该愤恨的却被钦佩；本该受谴责的却被赞美。正常的社会道德标准在这里几乎被完全颠倒了。虽然该蓝皮书没有提到中国官方的很多作为恰恰助燃了“社会情绪反向”，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日前《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政府宣传机构删改引起的一场沸沸扬扬的风波，互联网上有不少媒体与意见领袖几乎“毫无保留”地支持《南方周末》编辑部，疾呼政府要给言论自由，各种强硬的措辞在网络上铺天盖地。这样的公开冲突在中国媒体中相当罕见。实事求是说，大凡认真读过《南方周末》两个新年贺词版本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观点对立，政府越俎代庖改定的正式刊出稿，不过删掉了一些文字锋芒，使语调更为温和、内敛。更多的是一种文字修饰。当年，毛泽东等中共不少领导也常常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修改重要文章，并没有引起巨大争议。今天之所以造成如此强烈反弹乃至媒体的“情绪反向”，恐怕是积怨爆发，而不顾其余。

在今天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政府的作用应强或弱，应大或小，都还在探索中，但有一样是肯定的，那就是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互信和有效互动及合作，才是社会能够正常发展，正常变革，达到最大社会效益的关键。不可否认，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方面，政府常常是主动方面，会起相当的支配作用。应该说，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官民失信问题，同政府以往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文过饰非的做派有很大关系。

但是，转变是关系双方的。当人们要求政府必须开放、透明，要有更强的自信与宽容对待社会上的群体事件和异见人士，不要就某个问题轻易定性为敌我矛盾、有海外反动势力渗入的时候，是否也要同步换位思考，人们是否也要以宽容与共勉的姿态与政府互动，给政府适应社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良性地促进政府能有效地转身？答案一定是肯定的。那种不顾任何前提条件，对不合己意就斩尽杀绝、置于死地而后快，动不动就要用“革命”思维的意见人士，显然是错误认识社会问题的性质，也错误地将政府的定位同某些官员的问题简单等同起来。可以说，这种思维是简单、粗暴思考问题的方法，只能将矛盾立即对立、升级，从而错失了解决问题的契机。就以1989年的“六四事件”为例，在这场风波爆发之初，政府开始时对学生的要求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启动了包括对话等的安排，这在中国的那个历史时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就在双方就很多问题在正常对话，政府和学生预备接受双方的诉求与条件时，政府对形势的发展过于乐观，忽略了群众的声音和真正的态度；而示威诉求的一部分人也错误认识政府的改良姿态，认定应提出更高要求，甚至认为中国有必要再次革命。基于双方的互不理解与错判，最后让事件发展为更大的政治冲突。时至今日，都难以让双方共同抹去历史的这个污点。

今天的《南方周末》事件同样不能只考虑政府的责任，让一个宣传部门承担所有的罪责显然是不恰当的。中国现有体制是当今现实，南方报系是中共有意识设计的一个特殊媒体窗口，它仍旧属于所谓的官媒。南方报系在中国大陆向来以“出格”著称，但它并不具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作为媒体它也不应该成为人们的言论或精神领袖。在媒体要求大陆监管部门要与时俱进的时候，反过来看看自己是否也需要与时俱进。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媒体的重要责任之一应该是凝聚共识，打通中国社会各界的心结，一同为中国即将到来的改革大业作推进力并力所能及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不是错误估计自己的政治斤两，无限扩大某些并不真正知道目标的政治企图。这不仅帮助不了改革，反而让改革思维混乱无序。


中共十八大后的短短两个月，中共新领导层已经释放出很多积极的信号，比如深化改革、改进官僚作风、严惩腐败等，相信中共的“顶层设计”步伐也在推进中。中共目前确实有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也为此发出了号召，但不能认为所有这些仅仅只停留在言辞上，没有诚意改变。就以被大陆自由派精英所推崇的美国为例，虽然它只有200多年的国家历史，但腐败问题同样由来已久。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时期，大约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时期。美国的这个“腐败高发期”不是自行消失的，而是通过社会改革力量付出的巨大努力终结的：包括文官改革运动、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媒体监督等。这套反腐机制是历经漫长时间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其间，政府的督促和推动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中国在这个既面临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又面对内外重重危局的历史时期，尤其需要民众（包括一些所谓言论领袖与公知）与政府的互信、共识与耐心，而不是需要一场疾风骤雨般的“大革命”来重构这个国家与民族。中共新科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潜台词格外值得关注。研读这本书不难发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同当下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许也能明白中共高层在担心什么，在发展道路选择上要走什么样的路。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独裁者专制与暴政，政府极度腐败，苛捐杂税日重，民不聊生等等根源。当权者的压迫让百姓活不下去，最终是官逼民反的揭竿而起。但《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则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在整个欧洲是最自由的。

在那个特定时期，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法国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在他统治时期，法国的经济发展相当繁荣，也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路易十六虽是一个强盛国家君主，可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相当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有趣的是，在这位开明、民主的国王统治下，社会的不满情绪却在加剧，民众的仇恨情绪并非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以至于有评论人士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革命的发生似乎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差，也有可能在生存压力减轻，环境偏向更为自由时，人们就会想象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政权替代当下，借用现在的自由去争取更加的“自由”。 而法国大革命对国家的整体冲击和破坏程度，对社会各阶层的撕裂，几乎甚于欧洲所有国家。法国大革命的发生环境和后果，打破了人们对社会革命的传统“概念化”思维定式。

比较一下如今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要比30年前有了巨大进步，但是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越来越深，更多的人开始由仇富到仇官、仇体制。30年前，很难想象有公众舆论能够左右高层决策，而现在政府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回应民意，给网络流言辟谣。30年前，老百姓对于报纸上的东西是深信不疑，而现在人们宁可相信网络谣言。30年前，中国绝少有民间言论领袖与公知，现在很多老百姓都成了“政治家”或“哲学家”，引领了国家很多的言论导向。30年前，中国的政治活动只是自上而下传导，而现在完全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公知们，却可以自下而上“指导”政府工作，否则就是违反民意。因为他们全都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让每个中国人更好，并用种种美丽的口号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在网络上，他们有着呼风唤雨的地位，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对他们言听计从，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被当做了真理……

中国或许就处在这么一个奇怪的历史阶段，体制内的人，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却纷纷抨击整个体制；公知们一方面看到特权泛滥就认为要快速、坚决取缔，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另一方面却认定中共高官的子女亲属就应甘于平庸，否则就是“官倒”，就是以权谋私；还有一小部分人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但他们的宏图伟略，无一例外的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没有丝毫的实际经验，且盲目相信自己的种种理论，并充满热忱的加以传播。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阶层不愿仅仅满足于从经济增长中获利并保持沉默，他们希望能够参加公共事件的论辩和表达，不受言论管制的约束。

这种空谈自认的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纸上谈兵，让很多中国人津津乐道。他们并不懂得真正的改革应该是认识到制度的缺陷，帮助其改革，而不是将改革的工作变成为激烈的“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告诉我们的另一个思想是，其实改革和“革命”的区别就是：改革不是政治运动，改革了，你仍可以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改革也尊重保持沉默的人。但“革命”一来，整个社会翻天覆地，人人在劫难逃，站边选队成为“必修课”，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革命势必 “诛心”，在它面前不许沉默。更重要的是革命对社会的震荡和破坏程度难以掌控，毛泽东这样的强人都会对“文革”失控，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现在需要这么一场“革命”吗？毫无疑问是绝对不需要。当务之急的是在中国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梳理和建立一套官民能真正畅快沟通的新体制，帮助达成进一步改革的社会共识。所以，对今日之中国，请远离革命，拥抱宽容，达成互信。

好长的一篇 没看完

没人看牙

说得不错，制度是一回事。

看李小鹏等太子党都纷纷涉政，基本就明白了，他们对中国看得最明白，权就是一切，中国人最喜欢守规矩了，不管规矩多么不合理，大家期待的就是更好的规矩/制度等，几千年前的焚书坑儒，文字狱，五四，六四等已经充分证明了历代的统治者基本都是以武力对抗道理。

但有趣的是很多大乱都是从迷信/诸侯割据开始，黄巾起义，白莲教等，地痞流氓煽动老百姓，刘邦“杀我爹给我分块肉”，“摔孩子的”刘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曹孟德，利用青红帮的国民党，打着“杀富济贫”的流氓无赖，李自成，水壶英雄， 共*等。这就是中国人选的领导人。

法论功如果不妨，可能变成另一个白莲教， 这就是公党害怕的原因，无可厚非。

历史上多少次一个占绝大多数人口民族被少数异族征服，元朝一个蒙族人拥有管辖的汉人村子里的初夜权，现在多少人身体里流着这种血液？

就这么一个骨子里怯懦，擅长清谈 充满了阿Q精神的人群，愚昧却自认为精明。希望，暂时没看到。

太长了，看不了

感觉当今大天朝与晚清多少有些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