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周年祭（ZT）

牛顿

对各大门户网站历史频道的编辑来说，5月16日本应该是一次逆袭的契机。因为47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告了有着“十年浩劫”之称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启。

但迫于当局谈“文革”而色变的潜规则，各门户网站只能一边揣摩圣意一边为博取读者眼球走钢丝。凤凰网首先通过其官方微博讲述“历史上的今天”，并附上一张颇有“文革”色彩的图片——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前手举大锤为主图，外加“打碎旧世界 创立新世界”的文字说明。新浪网则列出了“文革”时期“破四旧”的疯狂场景之组图。曾在“文革”时期大放异彩的《人民日报》，如今已经哑然。其同步网站人民网上，也难觅有关周年祭以及“五·一六通知”的踪影。

因为主流舆论场隐而不谈，所以就给了网络舆论场尽情宣泄的机会。好在，连日来将枪口一再压低的新浪微博，并未采取封杀和屏蔽之策。在该微博平台的搜索栏中输入“文革”二字，得到的结果已逾两千万，而且这一数量还在持续累加；输入“文化大革命”，得出的结果近五百万条。

对那些亲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来说，重新提起“五·一六通知”不过是再次将记忆的旋钮拉回到47年前罢了。但对那些成长在新世纪的年轻一代来说，更想知道47年前的“文革”到底是怎样爆发的。按照权威资料汇编的介绍，“五·一六通知”是由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敲定的。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用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说法，“五·一六通知”就是有罪推定的始作俑者。首先，假定部分群体是反革命分子；接着，开始扣帽子抡棒子；最后，喊着正义的口号实现专制统治和个人崇拜。

而此有罪推定之所以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与前期的舆论准备不可分割，更民间的说法就是“造势”。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刊发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再来接力，刊发由姚文元执笔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专栏作家连鹏贴出了《人民日报》在“文革”爆发当天的头版——两个特大号的“通知”是“五·一六通知”的缩写，稍逊于通知字号和醒目程度的，是代表中央意旨和不可动摇性的“文革”发动者“中国共**中央委员会”。再附上一句郁结在很多民众心里的那句话，“47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从此中国再无宁日，毒瘤至今尚存”算是圆满。因为47年前，刊发于该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曾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打倒，一时风光无限。至于后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等，在当时更算得上是锦上添花、浓墨重彩的一笔。

说者有意，听者也有意。演员柯蓝、搜狐公司副总裁刘春，以及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先后不约而同在连鹏发言后紧跟了一句“警惕”。《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淡然应声，“其实，文革一直在继续”。作家庄无邪则干脆将文化大革命臆改为“原罪大放送”。

《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可谓术业有专攻，从图中人物境遇入手尽数“文革”时期的出卖和背叛。“聂荣臻元帅，‘二月逆流’被批；林彪元帅，毛指定的接班人，‘叛党叛国摔死’；贺龙元帅，‘二月兵变’整死”；周恩来，批林批孔批周公；罗瑞卿总长，自杀未遂；彭真北京市长，‘叛徒’入狱；邓小平总书记，二号走资派被批。”当然，这还只是一张历史图片中悉数人等的命运。图片之外，不可胜数。

与贺延光以图论史不同，文化工作者夏骏则突出强调的是“文革”之不可回首——“文革中，刘少奇惨死在开封银行地下室，火化用假名‘刘卫黄’；林彪全家摔死在温都尔汗；元帅贺龙火化用假名‘王玉’，家属不知道骨灰下落；元帅彭德怀火化时用假名‘王川’，还匪夷所思地在骨灰盒上注明是32岁。都是开国元勋，顶级领导人，下场如此荒诞悲惨。不堪回首的文革，为什么还有人在为之招魂？”

是的，为“文革”招魂的人还不少。左派代表司马南奉上“老话填词”的文字游戏，所引老话正是来自于“五·一六通知”的经典桥段，即前文提到的有罪推定。而正面临茅于轼公开点名批评的胡锡进，则早在两天前就定好了调门。“文革刚开始时，贴大字报还需要讲理，一份大字报密密麻麻几张大纸。但到后来，‘革命’升级了，一张大纸只写一个字，墙上贴的都是大老远就能看见的口号：打倒某某某。”是褒是贬，依前半段还很难把准脉。但后半段，“这多像今天的微博，微博上对攻，现在还‘辨’吗？辨个N呀，直接五毛狗，带路党，圣奴隶，狗汉奸。你有幸戴的是哪个头衔？”则更加一目了然。围观者只好悻悻然感叹一句——“只是狗急跳墙，与文革无关”。

对那些自由民主派来说，司马南、胡锡进等言辞不足为怪，更大的招魂者是集体出动的老左派。前有类似“延安整风”运动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中央精神传达，后有习近平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言之凿凿的“两个不能否定”，再加上紧随其后的中共喉舌《光明日报》那篇《“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李慎明发表在《红旗文稿》上的《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以及李铁映杜绝颜色革命的呼吁等，大有老左派集体出动的架势。

凑巧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一篇《中国领导层对大学生“求职难”表示担忧》中也提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上，心怀不满的学生多次起到破坏稳定的强大作用，包括1919年的社会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只不过，《金融时报》意在借此来说明中国大学生“求职难”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中国网络舆论场的喧嚣却在评说历史上的今天。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大革命不是这么容易再次爆发，同样也不会那么容易被遗忘。

当局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像德国彻底清算纳粹那样在立法、社会舆论、道德上彻底清算文革，文革总指挥还在天安门城楼高高挂着，如此动荡的可能就永不会消除，是这个国家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