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rickrick2010

重读五十年前的文字，使我们看出，当今境外对我党、我国的谩骂污蔑是毫无根据的。早在西方政要走上历史舞台前，
我党前辈革命家、理论家就已经是卓越的民主、人权斗士，在冷战风云初起之际，就已经以他们对世界政治的深刻洞见，在
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人权与镇压之间，作出他们的选择，并为此殊死战斗！
　　重读五十年前的文字，还使我们看出，中国人民不仅能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能将这一改革的成果深入
更深刻、更为艰巨的管理体制：这是因为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人已经作出了庄严的承诺，并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丰
富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将是下一个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
　　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能一起走向未来。

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
　　立法院院长孙哲生先生①前天在宪政座谈会演讲三种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他说这就是三民主义的目的。并勖勉大家要争取这三种自由而奋斗。我们读了孙哲生先生演词，觉
得语语切合今天中国的实际需要，因此愿略加申述。
　　今天全中国广大军民都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对日抗战，大家都认识争取抗战的胜利是最主要
的任务，也诚如孙哲生先生所说的：“这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这一认识，因之
能在七年艰苦抗战中流血流汗，历尽艰辛困苦，总是极尽忍受能事。许多国际盟友，只要一度来华
考察过的，莫不为我们军民这种牺牲精神所感动，这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
利害，放在一切之上的。
　　但是民族自由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是分不开的。过去对这一点，见解庞杂得很。孙哲生先生
的演讲，特别举出总动员的例子，举出盟邦募债成功的例子来说明：“要使人民力量动员起来，必须
给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进国家民族的自由”。这种见解尽管如孙哲生先生自
己所说，被有些人所讨厌，认为是“尾巴主义”，但是真理总是真理，全国大多数人民都会举起双手
来赞成……。
　　孙哲生先生还特别告诉我们说：惟有我们的敌人日本和德国，才是只讲一种自由的，他们的人
民没有政治自由，所以他们不会积极作战。“有自由的国家不可侮，没有自由的国家，虽暂时强大，
最后还是要失败。”这两句话，更是不移之论，目前盟军胜利的捷报，正在印证着这个真理。
　　没有问题，三种自由在今天，从其重要性说当然是民族自由为主；可是没有政治经济自由的配
合，民族国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这种血肉相联的作用，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抗战七年的今
天，还待孙哲生先生来阐扬其重要，真要不胜感慨系之了。
　　以上是从三种自由互相的关联和作用，来说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时孙哲生先生从时间上分析，
也指出政治和经济自由并不能一概推移到战后去处理。他指出：英美过去有政治自由而无经济自由，
所以虽在战时，仍不倦地在研究、在草拟战后方案。这是别人的例子，说明虽在战时也不推诿应该
做的事情。其次从战后环境说，大战一旦结束，各国纷纷复员，积极振兴；我们国土遭长期大战破
坏之余，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时再谈这些问题。这样的说法，也正反映了事
实的需要。孙哲生先生这些意见，在这国际民主潮流和国内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提出，是
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他给每一个民主主义者指出了获取自由目标的方法和道路。这正如前
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 年5 月16 日社论
原题《孙哲生先生论三种自由》
① 1891 孙哲生，即孙科(1891—1925)，广东香山人，孙中山之子。时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1949
年退居台湾。

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
·李新·
联合国宪章里规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国人民正在要求政府立即实现蒋主席宣布的四项自由。
偏偏在这时候，有人高呼自由万万不可行。这种意见，显然违反民意，志在维护国民党一党政府的
现状。
《和平日报》昨天的社论，说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听中央政府命令的‘非国家军队’与
国家军队对立，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这完全不合事实。这并没有说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关
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讨论中，中共及其他党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见，这里不多
讨论。要说的是，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国民党党治党军之下，人民没有民主自由。请以事实
来回答! 看吧，“衣冠不整”的人，还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内战；老百姓开会，特务就去捣乱，动
不动就要拆草棚子。这类事情数不清。人民“安居”了吗?大学教授逢场就去摆地摊、卖东西，工人
时时会失业，失业后又不准要求救济，还要抓代表；官办工厂也拖欠工资，工人不能去要，倒反要
被抓去坐牢，人民“乐业”了吗?这是因为军队没有国家化呢，还是因为人民的自由权利被国民党一
党政府剥夺得干干净净呢?只要顾事实的人，都将异口同声说一句，不能安居乐业，是因为没有民主
自由啊!
　　他们又说了，英美苏都没有实现民主理想，中国来实现，就“不切实际”了，更何况中国是在
训政和宪政之间呢?我们再来看看事实吧。英美苏等民主国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
选举等自由权利，中国不必“开风气之先”。可是，曾否追随“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之后了呢?他
们又提到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罗斯
福总统说的四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匮乏”、“不受恐怖”两大自由，都“不能便没有疑问”。反对自
由者的话，是够露骨的了。在民主国家，罢工游行示威，几时未曾做到?举美国为例，罢工不仅在发
展，政府还根据康纳利法案，承认罢工是合法的。游行示威不但不被禁止，还可以请政府派警察保
护。至于教授治校，不受党化，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现在的西南联大，就是经过教授会议来处
理校务，这与其说是理想倒不如说是教育上优良制度的确立。说到四大自由，在今天以前，除了法
西斯独裁者外，倒还没有听见有人反对过。现在重庆还是第一次看见公然对“不虞匮乏”和“不受
恐怖”的自由提出疑问。如此说来，人民只应有匮乏的自由了，穷人王正兴必须卖儿子，陈望道教
授必须摆地摊，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匮乏，倒成了政府的“合法”自由；至于受恐怖也
成人民的自由，所以，“衣冠不整”的老百姓，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业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吴金
山也只有被押起来了。特务横行，便成了政府执行恐怖自由了。正告发表这些违背人民利益、维护
独裁专政的谬论的人们，也正告反人民反民主的当局，匮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这条路是死路，不好再往前走了。人民要求和争取四大自由，是没有力量压得下挡得住的。这些
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
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 年1 月18 日

民主 的 真 义
·项轶·
　　翻读《中山全书》，在《中国革命史》中读到这样的话：“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
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
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主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
　　在这段话里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有民主思想的成份的。但中国曾有
民主思想和中国曾实行民主政治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够得上说是民主制度的，是从来没有的。
　　中国过去实行的是与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的。这本是常识，也是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白
说明的。在封建专制政治的压迫下面，思想上发生一种反动，因而产生某些接近于民主的思想，但
是成系统的民主政治的理论也还是找不出来的。这种民主思想对于当时的现实政治固然也有时会发
生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根本上改变了专制政治，而只是使专制政治的表现温和一点而已。
所以过去的专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绝对不是民主政治。“爱
民如子”是过去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众看成了儿子，那还有什么民主的气味!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
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现在有些人把中国的旧思想都解释成民主思想，甚至以为中国过去早
已有了民主制度，要实行民主政治只要向中国历史去学习好了。这实在是违背中山先生的遗训的。
对于这些人，我们不妨背诵一下中山先生对于民主政治所下的一个通俗而确切的定义：“民权主义就
是要拿本国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个平等地位，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民国十三年
在广州的留声机片演说词)。
——《新华日报》1942 年11 月12 日

老蔣在統治台灣時
提倡民主的人一律被當成共產黨的同路人
最少會被關20年以上或是直接槍決

诸葛 亮 与 阿 斗
·鲁山·
　　现在和古代封建专制时代毕竟有些不同了，先前小百姓从未敢做梦当皇帝，虽然孟轲先生曾经
说过“民为贵、君为轻”一类话，但小百姓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高过皇帝，而且历史上也从来就
没有过这样一回事。然而现在确实不同了，我们居然成了皇帝了，国民党当权的老爷们要封我们小
百姓做阿斗了，而他们很谦虚地自称为诸葛亮，不然怎么能叫做“民主”呢?不过，太“民主”了也
不成，因为咱们做阿斗的没有本事，还得万能的诸葛亮老爷来加以管束。说来也可怜，阿斗这称呼
固然很荣耀，但是我们常常还要被诸葛亮打屁股，有时又被拉去砍头示众，或被踢进集中营，或被
绑去当壮丁，这阿斗可真不是好做的!国民党当权的老爷们，对外国人说：他们是受了“托孤”之重，
不能不“训”我们一下，因国家“法统”要求这样做，阿斗真要当政，那不是自乱“法统”了么?
　　自称为诸葛亮的法西斯独裁者，是什么人呢?正是那些卖国求荣的秦桧张邦昌之流，正是那些祸
国殃民的流氓高俅之辈!他们曾假“王法”之名，不知陷害了多少忠良；他们曾假“圣”之意，不知
又有多少灾黎被“逼上梁山”。而今国民党反动派又以一党训政的所谓“约法”，企图推翻政协决议，
继续做他们专制独裁的诸葛亮，把饿得饥黄面瘦的老百姓仍旧当做他们的阿斗。算盘打得虽妙，可
惜今天阿斗不再那么容易受愚弄!
　　先生们，你们的“法统”还是趁早收起吧，人民并非阿斗，你们的诸葛亮终究是做不成的了；
又何况你们本来并非诸葛亮，硬装面子，骗哪些呢?岂不是自欺欺人?
——《新华日报》1946 年3 月28 日

民 主 与 国 情
　　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
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
决不适用于中国。提倡洋务运动很坚决的薛福成在当时就曾如此说过：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
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
所同也。
　　这个道理。到了现在看来，自然更谁也不能发生疑问的了。
　　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于
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
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
来也还是有用。——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
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
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
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
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
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
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
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所以，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
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新华日报》1944 年5 月17 日
原标题《民主即科学》

强 大 而 民 主
·郁敏·
　　以国土和人口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大国；然而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在这次抗战中，我们就因
为不是一个强国而吃了很大的亏，虽然我们也因为是大国而占了很多的便宜。由于抗战的刺激，使
人们深感到中国必须努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有人主张中国建设的方针是“富国强兵”。有人
提倡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国防文化”。但这样主张的人常常忘记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德国意大
利和日本本来都是世界强国，然而结果怎样呢?意大利已经一败涂地了，德国和日本也就快要全部垮
台了。这些法西斯国家未尝不是以一切文化力量都集中在国防上，然而富国强兵对于他们，到头来
仍只是一个幻梦。
　　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克利浦斯最近在伦敦援华大会上说：“中国在最短期间内应当成为远
东的强大民主国家”。——这话，我们相信，是可以代表一切真正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企望，同时也
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要求。
　　这就是说，中国不仅要成为强大的国家，而且要成为民主的国家。这要求是从人民的切身痛苦
中生出来的，也是抗战所迫切需要。只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阿Q，才会一梦醒来，说中国是一个
最民主的国家，想根本掩没人民的要求。
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
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所要的
是民主的强大，和那不民主的强大是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的。这就因为：不民主是会把抗战弄垮、
国家弄糟的，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采用不民主的制度，根本没法强大。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
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
味的。
　　　　　　——《新华日报》1944 年3 月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