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中国企业在澳能源投资的政策动向

笨小孩

不久之前中国铝业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合作失败，成为中澳双边经济合作历程中的一次“大震”。从国际商业市场的视角，国际铁矿石市场在过去半年里的急剧变化是导致力拓公司改变意愿的直接动因。但是澳大利亚官方的相关政策其实较早就作了调整，对于这一变化背后的动因和意图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对今后中国在澳的能源投资保持冷静和缜密的态度。

一、中铝力拓事件的原因――从市场信号到东道国政策

该事件作为一个跨国经营的案例，首先需要明确力拓公司的市场利益取向，在今年初双方初步谈判时，力拓公司出于处于财务安全的需要而抱积极态度，但在过去几个月世界铁矿石市场的回暖使得力拓看到了摆脱债务的曙光，而此时必和必拓公司作为本土企业“天然”的合作优势使得力拓公司转投对方怀抱。可谓国际市场风云变幻，从这个意义上看，事件的发生具备基于市场无形之手的合理动机。

而我们进一步对此事件作深层次考察，无法回避东道国相关的政策，以及综合了企业利益、民众情绪和国家战略考虑的当地舆论环境。虽然澳大利亚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但是在接受海外投资问题上不能说没有一点政治取向的干扰。这不仅仅从反对党一直以来对中国投资项目的抵制呼声反映出来，而且可以从现任政府去年以来对海外投资项目政策上的变化看出端倪。

由于自然资源开采行业内产品特征、物流系统和各类繁杂和大规模的延伸性投资需求使得全球资源的购买商都存在着参与特定资源长期投资的动机，从经济学效率看，这是符合该行业一体化的国际生产链的效率最大化原则的，以此谋求稳定供货价格的目标。中国近几年来在海外投资的资金实力上迅速提升，对于重要的资源和初级产品大项目构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在钢铁行业上，对于上游的铁矿石构成巨大需求，使得中国意欲稳定铁矿石价格的意愿十分强烈。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投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带来的积极效应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上的变化已是既定的事实，无疑对其矿产资源的海外投资门槛和条件构成了变数。尤其对于中国大型企业投资项目带来微妙的变化，这是我们分析中铝与力拓合作事件上必须加以深入认识的。

二、澳大利亚的政策调整传达出来的信号

自去年以来，从官方出台的新政策到重要官员的表态，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澳大利亚方面对包括股权投资在内的外国投资项目更趋严格的审核态度，主要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对于投资项目的审核原则更强调不得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相抵触，成为阻挡来自中国巨额投资意愿的一个极其灵活的“挡箭牌”。在澳大利亚新的海外直接投资指南中，有好几条都提及投资活动所涉及的国家利益问题，相关条款包括“投资活动是否影响到澳大利亚政府财政收入或者其他政府政策”、“投资活动是否影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这个主张在之后澳大利亚财政部长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进一步凸显，2008年7月澳大利亚财政部长Wayne Swan公开表示，澳大利亚欢迎和鼓励购买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的厂商在相关厂商中参股。但是如果海外投资者作为资源购买者对相关企业提出的参股要求达到了足以控制价格和生产的程度，尤其是那些已被开发的资源且涉及到全部资源的大部分，或当作用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制度对之无法起作用时，将采取谨慎的审查。而所谓 “足以控制价格和生产的程度的投资行为”的标准是模糊的，实则为进行个案处理而留下充分的空间。

其次，中国企业的国有属性也被澳方戴上了有色眼镜加以审视，相关的投资政策指南虽然没有就企业的所有制属性作限定，甚至在指南中注明“有国外政府和其代理人提出的投资方案应在与私人企业提出的投资方案置于同样的原则框架内加以评审”。但实际上，投资企业的国有身份是受到特别“关注”的。在投资审核原则中特别提及“必须考虑项目是否独立于投资国的政府”，因为“与外国政府相关的投资者未必会完全按照正常经营考虑来行事，而是可能谋求也许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相抵触的更为广泛的政治或战略目标 ”，这是出于“投资者是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这一事实所带来的额外因素，”的考虑。这里的“额外因素”虽未说明，但是根据其他相关的研究性报告可以归纳为：1.以低价出口方式将利间接地转回投资国；2.获得国家补贴而导致“非正常产能“的项目从而人为压低价格；3.被赋予谋求政治和国家战略利益导致有悖于资源高效率地开发和发展的趋势。这些无疑构成了对于审查中国国有企业投资项目时的“潜台词”。可见，中国国有企业作为海外投资主体被置于高度有偏的审核原则下。

三、我国对澳大利亚投资战略需把握低调和缜密原则

在全球经济仍未走出低迷格局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对海外投资却如此“间接”地提高准入门槛，不能不说与中国近年来对其自然资源高歌猛进的投资之势有着密切联系。中国企业的实力之强和信心之高是毋庸置疑的，这已经引起了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而中国媒体对中铝收购力拓股份给予高调宣传，并渲染了强烈的“救力拓于水深火热中“的色彩，则进一步激起了澳方政界的反感。

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控制海外能源的野心在发达国家对华舆论中已经成为一个焦点，中国企业被描述为一个对澳大利亚视之为一国皇冠的跨国矿产资源虎视眈眈的东方“巨人”，自恃有举国之力支持的巨额资金后盾而全速前进，这样很容易招致发达国家尤其是右翼势力的反感。从谈判过程到媒体报道，我们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和国际经营与跨国合作的程序，以免遭致“践踏市场经济”的批评，在无意中陷入意识形态的对立情绪。

作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重点，国际能源产业领域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焦点，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严峻问题是，在提升中国企业影响力的同时也须谨慎对待因为中国企业渗透加深而招致诸多反对呼声和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理性地看待金融危机或能带来的“百年一遇“的投资机会，相比以“时不我待、把握机会”的一腔热情，更需要以更低调的方式、在精心策划的基础上缜密出击，积极寻求一种不那么容易引起对方媒体抵触情绪的对外合作道路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