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 发表于 2013-3-25 13:09 ![]()
口说无凭，先上references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量裁减杂牌部队，使中共有机会大量汲纳各种军事专业人材。如，中共缺乏操作火炮、坦克、飞机等专业技术战斗员和特殊兵种，许多国民党编余将士具备这方面知识，汲纳这些人材有助提升共军的战斗能力。故中共利用机会，积极收编编余将士。1946年6月29日朱德在延安会报时提出争取国民党军遣散官兵之办法如下：（1）调查被遣散的或整编的军队番号集训地点军官佐姓名年籍出身。（2）找他们的社会关系及重要军官之弱点以便心理上积极的争取。（3）在这一分化未完全成熟前切忌于发生任何关系。（4）这些被整编的军官大半出于农村，他们都是充满了封建意识，我们初步只可以用拜把兄弟方式或利用已有的封建组织如青红帮这些方式去拉拢。我们的解放区都是他们的家乡，积极欢迎他们还乡团聚。
中共在进行复员的时候，十分尊重退役军人，下令热情招待到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抗日复员者，不得歧视。所以许多国民党杂牌军队饱受歧视、遣散失意之余，自然投到礼贤下士的中共去。 总之，由于中共积极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了广大的同盟者。在解放战争中各地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部队，共1,773,490人，这些原国民党部队增强了中共部队的力量，并很快投入战斗，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复员还乡是久战之后军人应有的共同愿望，众将士应该高兴才是，为何反生怨恨？事情的关键在于国民政府没有妥善安排退伍军人的出路，被裁汰的士兵立即失业，成为难兵。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曾讨论军人的复员就业问题，整军方案计划在一年之内把200余万将士复员，平均约每天7000人。这个复员速度比美国为慢，当时美国人民和舆论要求迅速复员，杜鲁门总统顺应民情，宣布到1946年1月，每天的复员人数将在25，000人以上。并指示帮助中国为退伍军人提供120万所房屋。马歇尔向国共代表介绍美国安置编余人员的方法，是转移其到工业去。国民政府代表郭汝瑰表示中国安排复员十分困难。因为中国工商业落后，士兵来自民间的，尚易解决，而长官都是职业的军官，第一次裁撤下来的已有10万人，部份转到警察，其余的军官已很难找到安置，工业只能安插很小的数字，其余没法转移的人，只好训练他们转移到教育或者别的工作。第二次整编估计也有10万军官编余，其中最多留一万人深造，经过教育后充当军官，其余都要经过训练，才能转移出去。而实际困难其中比郭汝瑰所说的更为严重，当时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工商农业残破，社会根本无法汲纳这庞大的失业大军。再加上国民政府复员计划欠佳，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徒具虚文。大公报批评一年来的复员工作，“始终慢吞吞，始终乱糟糟，始终在无计划无效率的迷途中瞎撞乱碰。”真是太不成话！例如《复员条例》规定所有复员军人都可以领取退役金和旅费，实际的情况是许多复员军人所领得的旅费根本不够还乡之用。如编余的282名四川军人“5月1日起发给旅费一万元，薪饷两月，二等兵得二万七千元，自扬州购船票（每人五百元）至南京搭船还乡，至沙市宣告断坎，宜昌县政府捐助每名二千，25日抵渝，……至此已身无半文，无力还乡。”编余军人连还乡的路费都领不足够，更不要奢望像美国退伍军人可获房屋安置了。编余军人的苦况普遍见诸当年的报刊，如1946年11月16日重庆失业军官三千余人以不被中央训练团取录，公开质问国民党：“如果政府不要我们，我们究竟应到那里去？”1947年5月13日，编余军官一千余，包括退役军官中央训练团的将官级团员四百，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前痛哭，涕泪滂沱，以抗议国民党政府罔顾他们的福利。这些退役军官全部失业，而且大多数无法过活。他们在向国父致祭的时候，哀诉他们对革命和抗战的贡献都给国民党当局忘个一乾二净。他们哭诉：“如果我们的中央要我们活，他们应该赏给我们一碗饭。如果他们要我们死，他们应该给我们一口棺材。”当时的国民政府 国防部长白崇禧也认为这样整编部队将会严重打击士气，“整了军，投了共，被裁的没战意，没被裁的情绪也受影响。”蒋纬国也说：“当时国军被编余之各地军官总队，曾经流传一些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老蒋不要，老毛要；欢迎你们整批来投效！’”；“当年由于这批庞大数目的编遣官兵一时未及加以妥善安排处理，亦无法还乡复员，结果都投向共军。”陈诚知道大批编余杂牌部队投奔中共后，不认为杂牌部队可增加中共实力，考虑慎重处理整军之事，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熟。”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纷纷返回 南京，忙于“受降”、“接收”，置民困于脑后。以致造成沪、宁地区的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１９４７年又发生了国民党３００多将领“哭灵”一事，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而且我是发起人之一，现把经过简述如下：编余军官进中训团１９４５年年底，国民党开始着手整编军队，撤销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由于这些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仗不适用，于是把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编余军官无论将级的和校级的，分别编在全国成立的１２个军官总队内，分驻西安、重庆、南昌、芜湖、武汉、杭州等大城市等候安置。蒋介石兼任团长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是在抗战时期成立的特殊训练机构。现在这个团又负起甄别、遣散非嫡系或者信仰不坚定的将领的任务。１９４６年４月，我由杭州第六军官总队高级教官任内奉命调到中训团任少将团员，同时由各战区陆续集中的将领有３００多人。报到以后，都由国民党国防部委为中训团中、少将团员。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如一、二期的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等，曾跟随中山先生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大家都认为这是参谋总长陈诚上台以后的“德政”，不然为何都到中训团集训呢？摘除了兵权，当然只能听候处理。
中训团的待遇，是按级发薪，我当时每月领到法币４０万元。可是，当时理一次发需１５０００元，其它可想而知了。我们这些战后编余将级人员，优待的办法是每月发给１２０斤大米、２００斤柴火、２斤食油。有的团员为了一家老小的活命，只好逆来顺受，艰苦度日，静待能得到一官半职，再徐图偿还宿债。结果得到的处理，却是分批退役、除役。起先是在１９４７年２月初，由中训团教育长黄杰对我们讲话，大意是：“现在抗战结束了，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材投到各部门加强生产建设，你们都是抗战有功的人员，各行各业都需要你们。如果仍放你们去担任师长、军长，也是干不长久的，因为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军官。你们不看看现在的大势吗？有人正在和我们争夺地盘。为长远计，你们还是各返故乡去发挥力量，只要拥护我们的人多了，就能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听了这些话，知道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清除我们的时间到了，紧接着就是几天一批的指名办退役。
哭灵的前奏和导火线据国民党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对我们透露内部消息说：“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的将级人员，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一旦有事，怕不能忠诚地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日诸战役，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的人眩因此除了那些保定军校的老将，照例退、除役外，即使是黄埔学生没有特殊表现的（指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等）也一律清除。”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开始议论，都感到多年袍泽，亲如手足的同窗旧友，从此天涯海角，流离失所。相悲均已年华老大，又无专门技能，何处是安身之所？有人提议：到蒋介石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同学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蒋介石不见得接见，这种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于是也有主张拦蒋介石的汽车，也有主张散传单的。一期同学李模认为，将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大家顾虑重重，只好隐忍不发。
一期同学陈天民，曾在各次战役中担任团、师、军长，这次整编后携带妻子和三个子女来到中训团。由于长期生病，医药、调养所费很大，贫病交加之余，又遭退役打击，于１９４７年２月中旬抱恨逝世。遗下孤儿寡妇，景况十分凄凉，全体同学集资为之料理后事。在安葬前夕，举行公祭，到场四十 几位同学，都是死者生前友好。这天看到陈兄身后萧条，莫不感到悲痛！陈兄的下场，即吾辈日后的榜样。于是有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各奔前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盍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心愿，一致认为晋谒官邰拦车、告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记得有炮校教官蔡忠笏、黄埔一期同学钟焕全、张际鹏、军校教官俞遇期，连我在内共计五人开始准备。我综合了各位同学的意见，拟定了祭文，记得祭文是这样的：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学生丁德垄张际鹏等谨以鲜花蔬果之仪，谨致祭于我先总理孙大元帅之灵前而言曰：呜呼！先总理率我中华健儿，驱逐鞑虏，扫荡中原。举义以来，垂三十六年矣。不料壮志未成，先生为国事溘然逝世，全国痛失斯人。幸尔后天不负人，群贤辈起，誓以爱国之心，继承先生遗训，兴师北伐，清除祸国殃民之军阀。举国同心协力，战败侵华日寇，国土赖以复兴。此皆先生建国大计，有以致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号寒，乏人过问。尤可悲者，一期同学陈天民，参加革命有年，贫困致死，不能终其后事，此不过数百同学中之一例。
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
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学生等个人去留，无所介怀，惟念先生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敢忘怀。形势逼人，夫复何言。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临别谨陈肺腑，不胜依依之情。尚飨谒陵演成“哭灵”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９日晨９时许，除有事不能到场者外，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３００余人。为了表示隆重，全部一色黄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个个将级领章，金碧辉煌。其实内心都是说不出的苦闷。这些将级人员于１０时齐集灵堂前，年轻的只有３０余岁，年长也不过５０左右，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由黄埔一期同学、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献花后读祭文，静默３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先生为中国之和平统一、自由平等，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不愧成为后世之楷模。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石坪。首先由主祭人丁德隆发言，大意是劝勉各人离开以后，振作革命精神，或农或商，自谋生活，守住军人气节，决勿轻举妄动，以免辜负先总理的期望。……继之是几位将领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等等沉痛的谈论，大家含着一包热泪，相对唏嘘。陈天民同学的妻子，领着三个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谢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得放声大哭。大家一面劝慰，多数也痛哭失声。于是庄严肃穆的谒陵，竟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哭灵”。当时在场的中外新闻界人士，也在悲切中摄下了这场今古奇闻。
哭灵以后这件传为奇谈的事件发生以后，次日《救国日报》在头版登出新闻，隔一天连国民党《中央日报》也相继登载，引起各小报也大做文章。街谈巷议，声势越演越大，闹得满城风雨。后来，陆大同学龚橙生（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参谋）对我谈起这件事后果，他说：“老头子平常看的报纸，是中央宣传部专门给他印的，对外面的事报喜不报忧，免得他烦恼不愉快。也不知是哪个无心人，把一份外面的报纸遗落在老头子的起居室里，他看了当即大发雷霆，起初大骂这些谒陵人员是“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说不定又是共**的策动。继而又改变了主意，把陈总长（诚）叫去大声申斥。责成陈诚即速处理，以平舆论。陈诚当即召集了黄杰、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军委会铨叙过的），年龄在５０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二）４０岁到４５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三）４０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什么兵役班、财政班、交通班等应运而生。一切安排，都是如龚橙生同学所说的实现了。可是，有的将领退役回去以后，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现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信心。（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６册Ｐ１７４—１７６，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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