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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数据: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只有“饿魂”了。
三年期间，仁怀大事记
当地文件记载——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
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
10 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口粮三个标准:每人每天8.1两、8.3两、8.4两。(16两制)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用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
全省各地支援粮食，生产茅台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l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息烽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 (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
茅台为何大跃进？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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