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案是中共的自我否定与反思调整

王大发财

中共再次出重手，在“世界老虎日”当天正式宣布拿下“大老虎”周永康，验证了多维新闻一年前对事件进展的准确研判。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因贪腐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周永康被处理，打破了长期流传在外的关于中共*内所谓“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随着清除周永康的同时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先例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正在对自身进行刮骨疗伤式的救赎。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反腐风暴并没有让执政党面临信任危机。周永康案的公布不仅没有加深民众对中共执政能力的怀疑，相反更大范围地收揽了民心。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现代中国经常上演，“四人帮”被打倒，毛泽东的照片还照样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否定了“文革”，中共还依然能够被民众接受。

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中共犯过许多重大错误，多次命悬一线，却总是绝处逢生，在反思调整中焕然一新。陈独秀担任总书记的中共曾突遭“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因为路线错误，损失惨重，几乎崩盘，可是中共很快振作，走出一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路。代表苏共错误路线的王明一度在中共领导层占据上风，但是遵义会议很快就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的主导地位。面对主要敌人的转变，中共在历史上还曾两次放下仇恨，和同样展现了合作意愿的老对头国民党合作，都取得了不俗成果，完成了历史使命。1949年，中共建政后，一度因为路线错误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灾难，但是中共马上调整，纠正了错误。随后不久，文革爆发，中共陷入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但是后来又通过改革开放完成自我更新。1989年“六四”悲剧，左倾思潮强势回归，邓小平又通过南巡和重用改革派猛将朱镕基来破局。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日渐严重的腐败问题，习近平也是通过强力反腐来否定自我，从而遏制贪腐，重拾中共的公信力。

周永康案之所以将中共的威信推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也是因为中共在腐败严重的危机下敢于对自己动手术，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

长久以来，但凡中共遇到危机，总有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一种声音来自某些媒体政客和异见人士，他们总是抱着一种偏见思维，固执地认为中共若不实施西方政治制度和选举模式，迟早会被危机颠覆，被历史抛弃。但是中共接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证明，这样的结论并不具有说服力。另一种声音则来自中共自身，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化险为夷，破解一个个困局，关键在于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犹如“神佑”。这种论调僵化生硬，既解释不了为何自身总是屡犯严重错误，出现了像徐才厚和周永康这样的严重贪腐分子，又给人一种蛮不讲理的狡辩感觉，尤其在今天的社会语境，这样的说辞更容易招致反感。

事实上，中共不断战胜危机而不倒，已经让幸灾乐祸的怀疑势力无言以对。例如此次处理周永康，即使以往喜欢批评中共的西方媒体也褒声一片。同样，中共僵化官员的所谓“先进性”就可以自然免疫自愈也无法忽悠十三亿中国民众。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我们看事情要实事求是，也就是要从事情的根本和全部来考察，所有以偏见和狭隘的眼光来审视和被意识形态主导的思维，只会让自己变得鼠目寸光，永远看不到问题的核心。所以，中共要实事求是地直面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民众也要认识到中共也是由普通的人群组成，无论信奉什么主义，有多伟大、美好的理想，都会有失误的时候。何况中共今天所进行的是一场没有先例的社会变革，承担着世界最多人口的生存发展，行差踏错应该说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必须认识到，这些错误必然给社会带来极大伤害和震荡，这些代价通常会由人民“买单”，因此接受人民的指责也是必然。问题的实质是执政党能否及时发现失误和错处，在自我改正的同时自我更新，让这样的错误以后杜绝或得以防范。一个政党若没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没有自我更新能力，无疑是灭顶之灾，注定不会长久。

中共能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在危机和失误中挺过来，同它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否定自我，解放思想，完成自我更新再上路有极大的关系。最近的反腐运动更使人们有机会重新评价中共的自我更新能力。《周易•系辞下》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一个组织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困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必须要学会自我更新，否则难以长久。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一旦执政党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要么被颠覆，要么被历史所抛弃。换言之，中共之所以能够屡屡打破某些外界的预言，走到现在，正是靠着自我更新的能力。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有一个观点，即判断一个组织制度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组织的适应性。如果一个组织越能适应环境挑战和时间考验，往往说明这个组织的制度化程度越高，而制度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组织发展更加成熟。通俗地讲，适应性其实就是自我更新能力。所以说，中共能够历经考验，不断自我更新，或许已经可以说明中共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政党，尽管它在很多方面还显得僵化生涩，甚至是霸道原始。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为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多维新闻所称的“第五个现代化”。相比于之前的“四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不仅包括国家机构、制度体系、官员素质的现代化，还包括更为关键的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而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其实就是党建，就是要全面建设新政党、新政治，解决掉这些僵化生涩和霸道原始。党建就是“否定”昨日的中共，重新认识中国所需要的新中共，解放思想重构执政党。

如今，周永康案的正式公布正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首先，周永康能够被拿下，反映出中共敢于在一定程度上正视错误，否定自我。其次，中共选择公布周永康案，而不是进行内部处理，反映中共向依法治国方向的靠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共需要重新认识这个时代，需要根据中国未来发展的要求来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新中共。再者，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任何不公开的案件只会引起更大怀疑，而中共处理周永康案的手法在透明方面也相较以往有所进步。中共显然是想通过周永康案告诉外界中共正在尝试改变，不再一味暗箱操作，而是考虑到了公开透明的重要性。

然而，海内外对于中共的质疑从未消失。中共若想获得更多支持，就必须回应外界对于中共的三大质疑。第一个质疑认为，中共是一个缺乏有效监督的官僚体制，官本位否定了制度的作用，必然造成官员的腐败，因而中共的腐败是结构性的。这样的质疑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数十年来腐败愈演愈烈的现实，很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普遍认识。为应对这一质疑，中共必须重构中国的官僚文化，必须从社会文明的高度重构官民关系，让“政府”这个机构获得新的定义和认识，让“人民”这个称谓有着新的意义和权利，在两者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关系和融合共生的环境。

第二个质疑认为中共是一党执政，缺乏民主监督，所以容易导致专政，也具有与生俱来的压迫性。这样的质疑也不是在鸡蛋里挑刺，因为六十多年来的，特别是在前三十年内，这样的错误不胜枚举，其不良影响及产生根源在今天尚未得到有效铲除，更不能让民众完全信服。为此，中共必须证明自己提出和主导的体制如何具备民主监督的基因，能够在坚持自身道路和制度模式下避免专制，甚至于完成三权分立、多党制和选举机制都并不一定能完成任务。中共需要构建新的理论，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构建这种社会共识来建立具备体制意义的民主监督，努力让协商体制和选举体制有着更加科学和牢固的基础。

第三个质疑认为在中共管治的社会里，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和发展。由于中共强调政权的专政性质，又作为社会利益的唯一裁判者，导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的权利被不公平对待，不少人的自由，甚至整个社会的自由长期在狭窄的环境里被刻意压制。在经济强劲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贫穷正不断被削减的时代里，人权状况成为海内外对中共和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最主要批评。我们虽然可以从文革后对无数人的平反，到“六四”之后对某些“通缉犯”的宽容对待，再到最近所提出司法要独立于地方行政中，看到中共正视批评并试图积极改变。但是，中共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提出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时也应该不断改善人权状况，例如在处理“异见分子”时不应轻视对他们权利的保护，就好像在处理严重的腐败分子的时候，依然强调法律的公正和对人格的尊重。

在否定自我中更新重生，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数千年而以唯一古国傲立于世界的渊源。中共必须认识到，是其诞生并成长的民族沃土给予了其承继了这样的美德并跨过一个个危难焕发生机的能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神佑”或者是所谓“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产物。今日中共治理下的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质疑的声音仍然广泛存在，而且有些缺陷与短板还仍然在继续危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要想在未来继续充当中国的引路人，中共就必须继续巩固在民众中的政治支持，必须通过积极回应质疑，彻底遏制腐败，健全民主监督体制，尊重和保障人权，践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承诺，只有怀着为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才能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成长为一个更现代化的执政党。(duo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