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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岁的医师陶大维(David Dao,音译,有消息称其中文名为“杜成德”)遭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及航警粗暴对待,导致他受伤一案已引爆热议。然而,这并非联航与航警粗暴对待、屈辱亚裔的首宗案件,30多年前达拉斯地方法庭的Hsieh vs United Airlines一案即是证据。当年的原告、华裔企业家谢嘉居12日受访时说,那时他在机场被戴手铐,后在警局内脱光衣物,遭受羞辱。事后谢嘉居忿而提诉,案件拖延4年不了了之。谢嘉居说,陶的案件不同:有录像为证,还有网络舆论的支持,胜算面大。
谢嘉居(右前)两周前从西雅图来洛杉矶访问时的留影。(照片由谢嘉居提供)
今年82岁的谢嘉居看到陶大维遭联航及航警粗暴对待的消息后说,也许陶的事件比当年联航及航警对待他的情况还好些。他回忆说,当年他乘坐联航从休斯敦经达拉斯飞西雅图的飞机,座位在头等舱,当时发生了与陶几乎同样的事情,然后“航空武警在头等舱位来抓我,把我送到机场警局,像抓杀人犯一样让我脱光搜全身,这是莫大的侮辱。”
由于时间久远,谢嘉居已无法记起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但他记得是联合航空公司要开通中国航线的那年夏天(1982年),航班起飞的时间是上午,当时谢嘉居着西装。谢嘉居回忆说,那架航班头等舱共8个席位,“我坐2B,另一位亚裔乘客的席位是1A,我初时以为他也是中国人。当航班飞抵达拉斯后,有两位白人乘客从达拉斯登机,手上拿的就是1A和2B登机牌,我们都是从休斯敦先上飞机的,拿的是飞西雅图的登机牌。”
谢嘉居说:“联航在达拉斯机场的人不该再发重覆的1A和2B的登机牌。”但这事不幸发生了。乘务人员说谢嘉居及那位日裔乘客的机票是升舱机票,为此要让给两位白人乘客,他与日裔乘客要去航班后面就座。“他们就叫两名航警上来了。”谢嘉居说,那次的暴力、侮辱事件令他终生难忘。
“我用国语对1A席位上的人打招呼,并叫他‘不要让’,才知他是日裔,他见警察上来了,就自动走到后面去了,我不走,仍坐着。警察向我要登机牌,我拿给他看,他要抢,我不给,手与手有接触,他身材高大,我怕吃亏,登机牌被他拿去了。当时我有被欺负的感觉,是航警拉我从座位上起来的,两人把我拉出飞机,再铐上我的双手,是从背后反铐的。”
谢嘉居回忆说,警方把他押上车,带到了机场附近的航警警察局内,“命令我全身脱光,一丝不挂,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搜完身后,穿好衣服再把我拘留了大概2小时吧。后来警局内的另一警官,其警衔看来要比铐我的两名警察髙,才走来告诉我说误会了,他们安排下午的西北航空公司航班送我回西雅图,头等舱,当天下午我就回到西雅图。”
可是,“心里真不舒服,几天都不能睡。”谢嘉居说,因此他便请了律师,状告联航歧视、滥用武力、侮辱乘客、赤裸搜身及无罪入狱等罪名。谢嘉居状告联航的案件在德州达拉斯法院有全案纪录:Hsieh vs United Airlines (1982年-1986年)。
30多年前,没有今天的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为此当年知道这一官司的人很少,后来这案件便不了了之了。谢嘉居回忆说,那段时间生意很忙,未尽心打官司,全权委託律师。“航空公司的律师採用拖延战术,为了这一案件我还飞达拉斯好几次,”后来对方赔了法庭的费用及谢嘉居的律师费,并向原告道了歉,官司就算和解了。当年谢嘉居与律师间有协议,原告没有花费,故案子获胜后也没有赔偿费用。那时谢嘉居是西雅图华人中最大的企业家,“当时不在乎钱,在乎面子和平等,人家都说我笨。”
谈到陶大维的案件时,谢嘉居说,他与陶的案件都是歧视案,要请好律师,把官司打到底。“现在的案件有录像,有证人,人出飞机后的情况很重要。” 他说,与当年他的案件相比,陶的案件胜算面很大——陶大维“事件我支持伤者,如用到我,我愿意做历史证人。”
过去50余年来,谢嘉居多次以种族歧视等罪名状告政府或大公司,其中以1971年状告西雅图政府案最有代表性。1968年,谢嘉居在西雅图市府水利工程部任职助理工程师,绿卡身份。而当年绿卡身份无资格成为公务员,为此许多移民工作多年依然是试用工。当年由于全美工程行业的不景气,波音飞机公司解雇了40多名工程师。此时西雅图市政府决定解雇大部分华人工程师和一些持绿卡的僱员,以便把这些职位让给从波音公司出来的工程师。
谢嘉居并不认同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因此连同被解雇的17个同事状告西雅图市公务员委员会。这17人中除一名印度籍外,均为华人。经过2年多的坚持,谢嘉居最终在华盛顿州高等法院赢得了官司,从此改变了公务员法规,案件结束后移民僱员马上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与公民一样享有平等待遇,在政府部门名正言顺地任职、晋升、享有所有福利。
谢嘉居出生在香港,后到台湾攻读空军及陆军学校,是黄埔军校第27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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