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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病人海外求生记:平均治疗费用超百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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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医疗毕竟是少数癌症患者的福祉,如何让更多的患者受益,如何让全球医疗、医药资源共享,还有许多事可做。




   


对于生的依恋,让一部分富裕的癌症患者选择了海外就医之路。

61岁的邓和(化名),在两年前因连续多日咳嗽、胸闷去医院,按肺炎治疗一个月后,不见好,声音也变得嘶哑,医生这时候考虑可疑肺癌,建议他做病理检查。

经过几次活检,还没有穿刺到肿瘤细胞,医生不能完全确诊。等待“宣判”的过程中,邓和焦虑担心,十分痛苦。最终得到了病理诊断:肺腺癌,伴淋巴结转移、肾上腺转移,属于四期肺癌,预后非常不乐观。

随后的一次化疗的痛苦经历和就诊过程中遭遇的各种不顺,让邓和与妻子动了去美国就医的念头。

像邓和这样,选择去海外就医的中国患者逐渐增多。一家海外就医中介机构介绍,它的客户大部分都在国内看过四家以上的医院。癌症患者的就医路径通常是在属地医院发现患病;继而到省城或市级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或治疗;再到一线城市的著名肿瘤医院。到海外看病,是国内患者求医所能触及的最高峰。

海外就医的绝大多数是癌症患者。这群人的共同特征是:强烈的求生欲望,对更好医疗的追求,以及能够负担昂贵医疗费用的富裕家境。

治疗中的信任和关怀

通过一家中介机构,邓和去往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就诊,这是美国最好的癌症研究和治疗机构之一。

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他接受了详细的检查,重新进行了病理评估和基因检测。他的主诊医生判断,声音嘶哑是肿瘤侵袭喉返神经造成的,接下来可能会影响饮水和进食,容易造成呛咳,强烈建议耳鼻喉专家进入治疗团队。

邓和的CT复查结果显示,病灶略微缩小,说明国内的治疗已经起效。主诊医生决定继续同样的化疗方案。但与国内不同的是医生还建议在化疗期间口服叶酸,以减轻副作用,并详细指导他饮水和进食的方式,避免出现呛咳。

国内一些著名的三甲医院治疗癌症的临床水平不比国外差,甚至在个别领域超越国外同行,如肿瘤切除手术。




   


“癌症患者数量庞大,大医院的医生有更多诊疗机会,能积累临床经验。”新里程医院集团CEO林杨林对《财经》记者说。

这样的资质,却比不上美国医护人员所做的那些细节来得贴心。这也正是众多患者在国内就医的直接印象,国内医生在诊断治疗中的精准化程度不够,轻者导致患者就医体验不好,重者有可能影响到治疗方案和治疗效果。

王宪也先后在中美两国治疗肺癌。在国内时,他和家人带着厚厚的病例和影像资料,在医院的内科、外科、影像科、病理科、放疗科之间来回奔波,每位医生留给他的交流时间不足5分钟,即便对医疗方案的解释,也仅几分钟,这让他很不踏实。

最终,王宪选择到美国就医,门诊看病时间长达1个半小时,一半时间是医生在阐述疾病治疗方案,另一半的时间医生让王宪自由提问。

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危及生命,中国的医患交流时间少得可怜。从看病历、问诊、诊断、提供治疗方案这一套程序,区区几分钟。

“中国的肿瘤科医生是世界上最忙的,他们连吃饭和上洗手间的时间都很紧张,无法像美国同行那样做到精细。”盛诺一家董事长蔡强告诉《财经》记者。

罹患胰腺癌的吴寒,曾深深恐惧化疗。化疗药物摧毁癌细胞的同时,大量正常细胞也会被一起消灭,患者身体的正常运转受到干扰,会出现恶心呕吐、没有食欲、手脚麻木,以及头发脱落等不良反应。

然而,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吴寒的主诊医生告诉她,会根据她的年龄、身体状况适当调整用药剂量,同时耐心地向她介绍化疗方案中各种药物的作用和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还给她应用多种药物来减轻不良反应的发生,这样一来被国内患者视为“生不如死”的化疗,对吴寒的正常生活几乎没多大影响。

化疗在美国的门诊就能做,接受化疗的患者往往不会有太大的不良反应。很多美国患者在化疗后,直接开车去上班。

邓和的主诊医生也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以使治疗过程舒适,最大限度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在美国进行四个周期的化疗后,邓和的影像复查结果显示,肺部的肿瘤大为缩小,而肾上腺上的肿瘤没有变化。主诊医生对国内肾上腺转移的诊断产生了怀疑,让邓和重新做肾上腺穿刺,活检证实为良性结节,并非肾上腺转移癌。

据此,主诊医生调整后续治疗方案,采用单药化疗,并同步对肺部放疗。这意味着邓和的肿瘤分期其实更早,相应地,预后结果也会更好。

最令患者焦虑的是,国内医生一般简单说明治疗方案,然后等患者自己来作决定。而医生和癌症患者共同对治疗方案作出决策,这在欧美是医疗的常态。

医生会详细告知癌症患者治疗方案的疗效、益处以及风险,而患者可以向医生倾诉自己对病症和相关风险的看法、疑虑,乃至个人的价值观、经济状况、家庭职业等社会背景。最后,在医生的引导下,医患共同对医疗过程中的诊治问题加以解决。显然,这样的治疗环节更为合理。

在癌症医疗决策上,美国医院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多学科会诊评估。其核心是癌症的治疗完全以患者为中心,由多学科的专家根据每一个患者的病情,制定个性化的全面的治疗方案。

邓和深感多学科会诊的好处,一个由肿瘤医生、外科医生、放疗医生、基因专家、营养专家等组成的医疗团队围绕着他。根据他的病情,进行诊断并提出治疗方案,而且随着治疗进展,多学科专家还会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估,决定继续还是调整方案。

国内有医院在尝试癌症患者的多学科会诊,但在林杨林看来,癌症患者数量过于庞大,且都往三甲医院聚集,优质医疗资源太紧张,使国内一些医院的多学科会诊心有余而力不足。

降低海外医疗门槛

并不是每个有经济能力的患者都能获得去美国看病的机会,有时在预约时就会被拒绝,当美国医生看到发送来的患者病例,认同国内的治疗方案和用药时,会建议他们不要去美国。

这是因为美国医院遵循患者受益原则,毕竟中美之间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不一定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益处。

像邓和这样到美国看病的患者,会经历两个过程,评估阶段和治疗阶段。在评估阶段,与一个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做交流和检查,包括病理检查和基因检测,然后专家团队制定一个确切的诊断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这是对病人最有价值的阶段。”蔡强说,通常这一阶段需要两周的时间,花费约10万元人民币,很多患者是可以接受的。

之后,美国医生会和患者沟通,如果治疗方案在中国完全可以实施,通常建议患者回到国内进行治疗,这样除亲属陪护方便,医保还可以报销一部分,以减轻负担。

只选择去海外进行病情评估和会诊,这相当于患者既享受到海外医疗的部分好处,花费也不高。不过,患者的体验感可能降低。

但对从事海外医疗的主流中介体系而言,这是扩大目标客户群体的一个机会,可以解决当下业内“讲故事的成分,远远大于实际去海外看病的人数”的症结。

“很多知名的跨境医疗机构每年的客户人数都是以百为单位,一些小的机构甚至是个位数。”林杨林说。

根据盛诺一家的统计,国内赴美重症治疗的患者,2012年-2015年间,从不足1000人增长至约3000人,2016年估计突破5000人。癌症患者平均的治疗费用为100万-150万元。

通过互联网或者地推来挖掘客户,难度很大,需要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并让客户产生信任。毕竟对客户来说,不仅花费不菲,且生死攸关。

在林杨林看来,除了让患者走出去,开发远程视频会诊方式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既降低费用,也免去患者舟车劳顿。然而,全球医生远程会诊这事,不是中介机构能够开展的,中介只能提供咨询服务,无法进行具有诊断意义的远程会诊,想做这事,还得依托于国内的医院积极参与进来。

新药决定生死距离

抗癌新药滞后,也是部分癌症患者选择海外就医的原动力。

绝大多数抗癌新药都是欧美制药公司研发的,由于监管等因素,这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往往滞后数年。




   


国外抗癌新药进入中国大陆前,需要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审批,要在国内重新做临床试验,这样一来,抗癌新药进入大陆的时间,往往比香港和澳门还要晚四五年。

这段滞后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如肺癌第三代靶向药在欧美已经上市一年多,大陆地区还是第一代靶向药雄踞市场。

大多数情况下,患者使用某种靶向药物一段时间后,体内的癌细胞会产生耐药性,使疗效明显下降,这时就要考虑换药了,市场上如果仅有一代药,意味着产生耐药性的患者无药可医。

前列腺癌,是全球范围内男性中第二位最常见的癌症,在中国男性发病率中排名第六位。用于治疗前列腺癌的药物泽珂,2016年在中国大陆获批上市,此前,不少病人只能辗转去海外或者香港的药房购买。

有些药物在欧美价格高昂,免疫治疗药物更是非常昂贵,每年的药费在15万美元以上,于是一些中国患者另辟蹊径,不惜去印度购买便宜的仿制药,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被医学界看好的癌症免疫疗法CAR-T,未来一旦上市,花费会更高,绝大多数患者家庭根本难以企及。

长期聚焦癌症话题的科普作家李治中认为,如何把有效的疗法,以普通家庭能承担的方式带给中国的患者,是个难题。

让全球医疗、医药资源共享,还有许多事可做。先行者邓和已从中受益,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只需要定期复查,预防癌症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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